周志強:問題在于“如何”改變世界 ——30年中國“文化研究”學科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9 次 更新時間:2019-10-05 08:58:05

進入專題: 文化研究   中國文化  

周志強 (進入專欄)  

  

   馬克思在批評費爾巴哈哲學時提到:“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可以看作是關于社會研究知識范式轉型的聲明,是傳統的大哲學向現代社會學學術政治轉化的宣言:知識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理解世界的意義和為特定的價值體系做辯護(如教會的神學)等方面,而應該啟動干預和改造社會的工程。以此為視野,本文考察近30年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所走過的道路。一個學科的發生和發展,很少像文化研究那樣顯著地標明其旨在改造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立場,而這恰恰是文化研究與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文化狀況相碰撞時,所激活的學科內涵。對于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來說,從介紹一種來自歐美等國關注文化的知識,到依照這種知識凸鏡觀察中國社會的文化狀況,進而明確中國文化研究所面對的獨特命題,乃至反思今天中國對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大寫的、來自所謂西方世界的學理思想傳統)接受過程中存在的種種誤讀和錯用,構成了這一學術領域的思想風景。文化研究旨在改變這個世界,這已經達成學科共識;但是,問題在于“如何”實現和完成這種改變,這才是30年中國大陸文化研究面對的問題線索,也是當前文化研究學科不得不重新思考的現實困境。

  

   事實上,文化研究的學科發展,恰恰呈現出內在的學術政治“對立”:文化研究乃是應該致力于具體問題的提出、分析和解決,構造知識形態的學術界定,還是綜合性地運用不同知識,在各種學科體系之間“串門兒”,解體學科界限劃定的知識權力體制,令“文化”問題擺脫原有的制約規則,形成一種思想的沖擊力?所以,討論中國文化研究的學科史,不妨先思考文化研究與“學科”的關系問題,或者說“學科”這種形式是否與文化研究的目的、宗旨和理念相抵牾。這個問題當然不僅僅是中國學界面臨的問題,而是整個文化研究學界共同面臨的問題。所以,文化研究可以是所謂的“學科大聯合”,也可以“在體制與學科之間游走”。但是,文化研究的學科化也會帶來批判性和抗爭性的消解,所以,周憲提出:“文化研究是對體制化和學院化的權力/知識共謀構架的顛覆與反叛,意在恣肆縱橫不受拘束地切入社會文化現實問題。”

  

   但是,盡管一直存在這樣那樣的爭論,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當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已經走上了一條學科化的道路。文化研究雖然號召田野行動,但是,在中國,早期的文化研究學者主要是由現當代文學學科和文藝學學科的高校教師構成,在他們的主導下,文化研究的學科化也就不僅僅是學術本身的訴求,也成為學者們謀求高校生存、獲得經費支持的主要途徑。正因如此,對于文化研究學科化的警惕背后,隱含的乃是對以文化批評為偽裝的職業生存策略的抵制。陶東風這樣總結:“文化研究學者幾乎異口同聲地質疑、批評乃至聲討文化研究的學科化建制,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學科化建制會使得文化研究弱化乃至失去參與現實、批評現實的干預功能,降低乃至扼殺其公共性。所有這些認識都建立在對當下學科體制的僵化及其強大的同化能力這一判斷上。”

  

   有趣的是,恰恰在陶東風所說的這種質疑或聲討之中,我們窺見了中國文化研究學科發展的內在學術政治邏輯:渴望獲得體制認可,又期待改造這個體制所依賴的世界;一方面批判當代文化的政治邏輯,另一方面,又嘗試將這種批判化為學術界知識共同體話語,幻想得到理解和支持。最終,批判性的話語意識、壓抑性的反遏制策略和緊迫行動的幻覺生產,構造了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內在發展邏輯。

  

文化研究的中國落地

  

   縱觀30年的道路,不難發現,文化研究之于歐美和中國,雖然具有相同的話語形態,卻未必具有想通的學術理念。不同的歷史背景養育了不同的思想主張。

  

   文化研究背靠英美社會“行動主義”的抗爭政治背景,其發生的時刻,恰好是“二戰”以后資本主義國際政治出現危機,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程遭遇了遏制的時刻;與之相應,工人運動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效果,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廣泛傳播,“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依稀展現在人們面前。這仿佛是在禁錮已久且令人痛苦不堪的黑鐵屋里打開了一扇可以呼吸新鮮空氣的窗戶。團結起來,共同面對生活的困苦、政治的壓迫和體制的荒唐,一時之間成為文化研究崛起的社會意識基礎。與此同時,面對各種新的社會政治變化,傳統的左翼如何調整自己的知識,來回應諸如英法入侵蘇伊士、“布拉格之春”或者“越戰”等事件,構造了文化研究的增長動力。所以,格羅斯伯格在總結文化研究的學術政治時提出,文化研究盡管研究文化,但是,它并非關于文化的研究,不是對文本的研究,更不是對文本之外的社會權力的剖析,而是剖析“人們的日常生活如何被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權力的軌跡宰制”,所以,“文化研究相信它能夠有助于人們改變語境和權力關系。也就是說,文化研究不只是試圖尋求權力的組織,也在追尋幸存、抗爭、堅持和改革的可能性”。

  

   相對而言,中國大陸接受文化研究并積極參與到國際文化研究的學理家族之中,卻具有另外的社會學動力。詹姆遜把文化研究稱之為“歷史大聯合”,而金元浦則視之為“學科的大聯合”,其間不同的意味不妨做一點“強制闡釋”。對于歐美學者來說,文化研究的吸引力來自于其超越傳統學院知識生產方式,令學院的學術生產與新社會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反種族主義、反性別歧視、反同性戀恐懼癥等政治活動的內在支持。

  

   在這里,詹姆遜所說的“聯合”乃是文化研究歷史性地將各類社會問題集合在一起,且令其成為具有歷史實踐意義的行動。單獨的社會行動,聯合起來,成為歷史性的行動,這才是文化研究的功能和意義所在。而在中國,文化研究的出現,深深植根于兩個有趣的背景:大眾媒介文化的崛起與文學社會學研究的無力。

  

   1986年10月18日,《文藝報》刊發魯樞元文章《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文章認為,文學一直是“外向的”,強調反映外在的現實;而新時期文學出現了“向內轉”的趨勢,返回心靈的“內宇宙”之中寫作,文學回到了“自身運轉的軌道上來”“沖刷著文學的古老峽谷”“是一個文學創世紀的開始”。進而周崇坡發文提醒要警惕這種“向內轉”,童慶炳、張炯等學者則認同這種“向內轉”,圍繞該問題,文學研究也開始了對心理學等問題的重視,出現了研究的“向內轉”的現象。,出現一種強調文學研究的“審美自主性”的傾向,文學的社會學研究——所謂外部研究,一時之間失去了魅力。于是,文化研究的出現,乃是以一種新的知識范式轉型的方式,給學界帶來震撼。所以,在比較早的、較為深入地介紹西方文化研究的一場著名的對話中,李歐梵盡管比較集中地說明了英美文化研究,尤其是美國文化研究與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各類斗爭,也包括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但是,對話者汪暉還是不免會強調這種理論如何用來重新闡釋中國思想史的問題。

  

   簡單說,歐美文化研究的崛起,立足于歐美社會內部將政治斗爭看作是文化斗爭,嘗試通過文化斗爭改造現實的沖動;而中國文化研究崛起的背景,則是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社會政治思潮之后消費主義的興盛和文學理論的失語。戴錦華提到:“文化研究的興起,不僅是對方興未艾的大眾文化、媒介文化與文化工業的回應,而且是對激變中的社會現實的回應與對新的社會實踐可能的探尋;不僅意味著一種新的學術時尚的到來,或始自 80 年代的西方理論思潮的引入及其本土批評實踐的又一浪,而且是直面本土的社會現實,尋找并積蓄新的思想資源的又一次嘗試和努力。

  

   前者來自本地經驗的改造意識,后者來自理解新的文化發展狀況的理念,兩種文化研究的不同思路在中國匯集,構造了中國文化研究學科發展的獨特道路。

  

   周志強曾經在一篇論文中把中國文化研究的道路分為三個時段。

  

   第一時段大量介紹歐美等國的文化研究理論。1985年,杰姆遜(又譯弗·詹姆遜)在北大講述后現代主義問題,之后出版《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開啟了國內學者對文化問題的思考。1987年,張英進、于沛主編的論文集《現當代西方文藝社會學探索》在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收錄了伯明翰學派學者理查德·霍加特的論文,這應該是大陸最早譯介文化研究的成果;1988年,周憲等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以“文化學“為關鍵詞,收錄了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論文,這應該看作是較早具有文化研究學科意識的一次編譯出版。李歐梵和汪暉在《讀書》雜志1994年第2期發表了《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與區域研究》兩篇對話訪談,乃是國內第一次清晰地介紹文化研究“學科知識”和“理論范式”的文章。這一年的 9月,《讀書》又舉辦了題為“文化研究與文化空間”的討論會,“文化研究”借此逐漸進入中國學者視野。1995年號稱“中國文化研究元年”,這一年5月,戴錦華在北京大學成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8月,“文化研究:中國與西方”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大連外國語學院召開,英國學者伊格爾頓、美國學者阿爾伯特·科恩在會上發表了學術演講。1996年7月,“文化接受與變形”國際研討會在南京大學舉辦。這三次會議的舉辦,應該說標志著“文化研究”在大陸的“誕生”。這一階段,各種各樣的西方理論進入中國,諸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為文化研究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與之相應,中國學界推出了各類西方文化研究的譯介成果,如“當代大眾文化批評叢書”“大眾文化研究譯叢”“文化與傳播譯叢”“當代學術棱鏡譯叢”“文化研究關鍵詞叢書”“文化研究個案分析”等,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的“文化研究”概念具有多重內涵。朱偉這樣評價:“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文化熱’,是新時期人們文化思想爭論的交鋒,是一種尋找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文化解釋的公共熱情的釋放。”所以,這個時期的“文化研究”,可以指“文化尋根”“人類學的文化闡釋”“中西文化比較”“儒釋道文化”,等等,而恰恰較少指伯明翰學派所確立的所謂大寫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在中國發展的第二個時期可以稱之為本土經驗時段。這一時段可以從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開始算起。1999年12月,首都師范大學召開了“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2000年4月,南京大學召開“文藝學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推動文學研究的文化研究轉向。圍繞中國社會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提出自己的命題,全面接受并運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思考和分析中國社會的文化政治與內在矛盾,成為這一時段的重要內容。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城市建設速度的加快、市場經濟的延展,推動著中國大眾文化的繁榮。流行音樂的崛起、文學雜志的興旺、通俗小說的泛濫、電視文化的發達,以及傳統的嚴肅文學的所謂“衰退”等,都令中國文化研究面臨新的闡釋命題。來自現當代文學和文藝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在這一時期開始了面對中國問題的獨立思考。李陀、王曉明、戴錦華、陶東風、周憲、王一川、陸揚、金元浦、王岳川、孟繁華、羅鋼、黃卓越、金惠敏、王寧、姚文放、汪民安、王曉路、趙勇(隨機排名)等亮出“文化研究”旗號,致力于以新方法闡釋和反思中國社會文化的新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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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雜志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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