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興無:西漢武、宣兩朝的國家祀典與樂府的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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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國家祀典   樂府  

徐興無  

   一 武帝重用樂府的原因

  

   《漢書·禮樂志》曰: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昏祠至明。

   又《藝文志·詩賦略》曰: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班固《兩都賦序》(《文選》卷一)曰: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人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雅頌之亞也。

   因此,西漢武帝、宣帝兩朝的樂府歌詩的造作與武、宣兩朝的制禮作樂有關,其目的在于“興廢繼絕”,宣揚文武周公之道,樹立大漢帝國的道德文化信仰,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這一事件同時開啟了中國文學史上樂府歌詩的創作與采集工作。但學界對于樂府立于武帝以前還是立于武帝之時爭論甚多。立論的依據多在于尋究“樂府”二字出現的時間及其應用時的語言環境。《漢書》中的《禮樂志》和《藝文志》兩言武帝立樂府,顏師古釋“乃立樂府”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于此。”(《漢書·禮樂志》)似乎樂府立于武帝之手。但武帝以前樂府之名已存。《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肄舊而已。”《漢書·禮樂志》:“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為《安世樂》。”故自南宋王應麟就疑“樂府似非始于武帝”(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卷八,《玉海》卷一百零六)。王先謙《漢書補注》所引沈欽韓《漢書疏證》認為“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一句中的“樂府令”之稱,當是“以后制追述前事”。所引何焯《義門讀書記》認為“樂府令疑作太樂令”。上世紀20年代,劉永濟先生作《十四朝文學要略》,取何焯之說,并從漢代官制的角度指出:“今考《百官公卿表》:奉常,掌宗廟禮儀,屬官有大樂令丞。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屬官有樂府令丞。二官判然不同。蓋郊祀之樂,舊隸太樂。樂府所掌,不過供奉帝王之物”,由于武帝祠祀繁興,故“樂府所掌,既已非同舊制”(注: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頁。)。他雖然認識到武帝前已有樂府與太樂兩個音樂機構,但他又認為樂府并不掌管國家祀典中的音樂,而歸太樂掌管,只是武帝的興作,才使得少府的樂府職權加重,取代了太樂,后人遂以樂府來泛稱大樂。30年代,蕭滌非先生作《漢魏樂府文學史》,認為樂府雖立于武帝以前,但僅用來作為官名,至武帝才設為專署(注:蕭滌非《漢魏樂府文學史》第一章,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頁。)。50年代,王運熙先生出版《樂府詩論叢》,其中《漢武始立樂府說》(注: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179頁。)認為:由于漢魏六朝古籍中往往有將“太樂”泛稱為“樂府”的例子,故推知《漢書》、《漢紀》所載武帝以前的樂府和樂府令,實指太樂和太樂令。因此他認定樂府始立于武帝,以維持《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之說。但是,《百官公卿表》明言少府之職掌為“秦官”,其下又載武帝太初元年改革官制,定樂府為三丞。這說明武帝只是將秦制中樂府的令丞增為三丞,擴大了樂府。而王氏引述《百官公卿表》的文字時卻寫作:“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屬官有樂府令丞。”故意刪去“少府”后的“秦官”二字以證成己說。總之,上述諸家的辨析皆有發現,但皆囿于這樣一個觀念,即漢家應當只有一個音樂機構來掌管宗廟郊祀這樣的祀典之樂。

   其實,漢家的制度中一開始就具備兩個并行的音樂機構,即屬于外廷太常以掌宗廟典禮的太樂和屬于內廷少府以掌供帝王宮廷音樂活動的樂府。《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百官公卿表》敘官制時,凡古官、周官、秦官、漢家所置官皆一一交待無遺,其稱太常與少府為秦官,說明這兩大機構早在秦代就已經存在。秦“立百官之職,漢因而不革”(《漢書·百官公卿表》),故兩存其中的音樂機構。更何況,秦始皇陵已經出土了柄上刻有“樂府”銘文的錯金甬鐘;廣州南越王墓中也出土了刻有“文帝九年樂府工造”銘文的銅鉦(注:姚小鷗《出土文獻與21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代序)》,《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

   太樂所掌之樂與樂府所掌之樂也有區別。太樂的音樂是官方音樂,稟承的是傳統的雅樂而不是新聲。且其制作多用于宗廟祭祀。西漢立國之后,命郡國皆立祖宗廟。京師以及附近各陵寢所立祖宗廟達一百七十六處,一歲之祠,用祝宰樂人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四人。至元帝時方罷去郡國之廟;至成帝時才定出京師七廟之制(見《漢書·韋賢傳》)。因此,這種耗費巨大的公共祭祀活動只能由外廷政府的太常來掌管。據《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所制宗廟祭祀音樂有《嘉至》(猶古降神之樂)、《永至》(猶古《采薺》、《肆夏》)、《登歌》(猶古《清廟》)、《休成》、《永安》。此后,高廟之祀有《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之祀有《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之祀有《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這些當是太樂依據古代雅樂所制作的歌舞。其中有的直接改編自古代歌舞,如《五行》為秦始皇時改編的周舞《五行舞》;有的則出于帝王的制作,如《四時》為文帝所作,《昭德》為孝景采《武德舞》改編。

   而樂府則屬于少府這樣一個服務于皇帝日常生活的內廷機構,其所掌多為漢家的楚聲鄉音或新造之樂,所謂“趙、代、秦、楚之謳”,以娛樂帝王與貴族。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卷八引呂氏曰:“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也。”這從上引《史記·樂書》言樂府練習高祖過沛詩和《漢書·禮樂志》所載楚聲《房中祠樂》兩則材料中可以明白看出。從上述兩則材料還可以看出:少府中的樂府也承擔宗廟祀典。楚聲《房中樂》中也唱道:“乃立祖廟,敬明尊親。”以高祖生前喜愛的音樂歌舞于宗廟,其實正是古代對近祖的昵祀制度。而武帝興太一之祠時恰恰重用了樂府而不是太樂。由于定郊祀之禮、興太一之祀皆是制禮作樂的創新舉動,故而史家重其事,書法特舉為“立樂府”。

   至此,我們不得不追問,為什么武帝不用太樂而用樂府呢?《兩都賦序》言“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外興”二字為我們道出了玄機。因為武帝定郊祀之禮、興太一之祠的地點在長安城外的甘泉宮。武帝一生中多次至汾陰祭后土,至泰山行封禪,侍候他生活起居的是內廷的郎官系統和少府系統。故而少府中的樂府必然直接為其所用,并由他的文學侍從們充實其中,以助成其事,故稱“外興”。那么,這個外興的樂府所在地究竟在何處呢?《漢書·禮樂志》曰:“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上林即上林苑,與甘泉宮、甘泉苑連為一體,離長安三百里,皆為武帝朝在秦宮舊苑的基礎上增開的苑囿行宮(注: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卷四,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8-73頁。)。

   我們還要追問的是:獨尊儒術,以“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漢書·武帝紀》)為理想的漢武帝,為何在制定如此莊重的郊祀之樂時,不認同傳統文化色彩濃厚的雅樂,反而大量采用“趙、代、秦、楚之謳”呢?這首先是因為雅樂的衰落。武帝所確立的五經六藝中,唯有《樂經》無法恢復。而雅樂又僅存其聲。《藝文志·六藝略·樂》:“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以太樂的雅樂只是些歷史文物,太樂的宗廟歌舞只是些仿古贗品,不能承擔大漢新帝國的禮樂重任。其次是武帝欲樹立大漢中央的權威,強調天子才能制禮作樂的資格,對當時的儒生和一些諸侯王推崇雅樂古禮的舉動流露出厭惡之情。《漢書》的《景十三王傳》和《藝文志》載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學舉六藝,修禮樂,被服儒術;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弟言樂事,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余事,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禮樂志》又載河間獻王“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可是武帝對此非常冷漠,將他所獻的雅樂“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史記·五宗世家》集解引《漢名臣奏》載杜業奏則又透露了更為殘酷的內幕:“河間獻王經述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勃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因此,盡管當時大儒如公孫弘、董仲舒等皆認為音樂當符合雅正的標準,但由于武帝的冷落,漸漸地就“希闊不講”了(見《禮樂志》)。

  

   二 武帝定郊祀之禮的時代意義

  

   武帝之所以拋棄太樂所掌的雅樂,命令樂府采詩夜誦,又命文學侍從們造作詩賦的另一大原因是:他所制作的郊祀典禮是一個反映時代需求的新式國家祀典。

   上古社會中,祭祀上天(郊祀)與祭祀氏族祖先(宗祀)是最大的祀典(注:郊祀為古老的祭天之禮。殷墟卜辭和周原卜辭中均有郊祀的記載。參見李學勤先生《釋“郊”》(《文史》第36輯)。又許倬云先生認為:遠在紅山與良渚文化中就顯現出郊禘祭神的傳統,而在仰韶文化中則更多地顯現出祖宗祭祀的傳統。商人最重祖宗祭祀,周人則兼采二者,合并為郊禘祖宗的大祭系統。參見許倬云《神祗與祖靈》,刊于《許倬云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8頁。)。前者為外祭,后者為內祭(《禮記·祭統》)。統治氏族(王族)的大宗之子(天子)執掌其事,小宗諸侯不得僭越。故《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在商、周時期的氏族王國和封建文化中,祖先崇拜和宗法血緣是國家政權和信仰的根據。其主宰上帝、昊天、天等說到底皆是祖先神的抽象。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頌·玄鳥》),“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大雅·生民》)。因而在這樣的郊祀典禮中,又以祖先配祀,以強調祖先與上天的血緣關系,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經》)。所以,《荀子·禮論》對郊祀禮的概括最為透徹:“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也。”這里的百王,是指統治氏族之內的先公先王。

然而當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之際,天道觀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新崛起的異姓(如齊、楚、秦)或小宗庶姓(如晉)諸侯霸主必然要僭越郊祀之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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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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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文學遺產》2004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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