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論光復會與同盟會之爭對魯迅的影響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8 次 更新時間:2019-10-04 15:17:41

進入專題: 光復會   同盟會   魯迅  

王彬彬  

   內容提要:魯迅在日本留學時,與光復會領導人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關系密切。魯迅是否曾在組織上加入光復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情感上、思想上認同該組織。當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復會領導人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發生沖突時,魯迅是站在光復會一邊的。這使魯迅很早便對孫中山心存芥蒂。后來,蔣介石刺殺陶成章以及同盟會在各地對光復會會員迫害、殺戮,更使得魯迅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政權無法認同。魯迅與蔣介石政權的對立、魯迅對章太炎的熱愛和對蔡元培的某種不敬,都在一定程度上與光復會、同盟會之爭有關。

  

  

   讀魯迅,有一些疑惑長久地存在于心中。例如,魯迅對孫中山和蔡元培的態度,就是很微妙的,且偶爾在雜文、書信和日記中表現出來。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于北京,其時同在北京的魯迅沒有公開發表悼念性的文字。翌年3月10日,魯迅寫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發表于3月12日《國民新報》的《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1926年3月10日魯迅日記記曰:“晨寄鄧飛黃信并稿。”①鄧飛黃是《國民新報》的總編輯,魯迅寄的這稿便是《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文章是應鄧飛黃之請而作。行文的簡略、粗放,也表明這是一篇應景之作。在這篇紀念性的文章里,魯迅肯定了孫中山,其核心是這樣幾句話:“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②魯迅雖然寫下這篇紀念性的文章,但卻沒有將其收入自編的任何一種文集。1935年5月,楊霽云編選、魯迅親自校訂并作序的《集外集》出版,收入自1903至1933年間未收入各種文集的文章,也沒有收入這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集外集》編選過程中,魯迅多次致信楊霽云。在1934年12月11日、14日、16日、18日魯迅給楊霽云的信中,主要是談哪些文章可收入《集外集》,哪些則不必收入,但沒有談及《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楊霽云在搜集魯迅未入集文章時完全沒有注意這篇紀念孫中山逝世的文章,而魯迅自己也將其完全忘記了,這種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但不大。從1925年12月到1926年4月,魯迅在《國民新報》上發表了十多篇文章,《這個與那個》、《公理的把戲》、《這回是“多數”的把戲》由魯迅編入《華蓋集》,《有趣的消息》、《古書與白話》、《送灶日漫筆》、《談皇帝》、《“死地”》、《空談》由魯迅編入《華蓋集續編》。《國民新報》創刊于1925年8月,1926年4月即停刊。在這份報紙短暫的歷史上,《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應該是很重要的選題策劃和政治行動,楊霽云怎么會不注意到這篇文章?魯迅又怎么會獨獨忘了這篇文章?魯迅逝世后的1938年,《魯迅全集》出版,《集外集拾遺》由許廣平編定后納入全集,在這《集外集拾遺》中,收入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這篇文章,應該不是許廣平從陳舊的《國民新報》上拾取的,而是本來就在家里、就在手邊。這意味著,魯迅生前一直不愿意把這篇文章編入自己的文集中。

   1935年2月24日,魯迅在致楊霽云信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中山先生革命一世,雖只往來于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還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已經給陳炯明的大炮擊過了。③

   應該是楊霽云在寫給魯迅的信中談及了孫中山,假設他活在當時,會受到怎樣的打擊、迫害,才引出魯迅這一番議論。這番話表達的,無疑是魯迅對孫中山的更真實、全面的看法。“革命一世”,當然是肯定,這與十年前所寫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的評價一致,但“足不履危地”則是十年前公開發表的紀念文章中沒有的。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一句好話。

   蔡元培應該說是頗有恩于魯迅的,二人也算保持交誼到最后。通常情況下,魯迅對蔡元培表現得很尊敬,但公開非議蔡元培的情形也有,在私下里,魯迅就多次表現出對蔡元培的不敬。據1926年2月5日《晨報》報道,1926年2月3日,從歐洲甫抵上海,蔡元培就對國聞社記者發表了關于國內局勢的談話,表示“至關政制問題,余殊贊成聯省自治之論”,談話中且有“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謂現實問題,固應解決,尤須有人埋頭研究,以規將來”④等語。1926年2月27日,魯迅寫《無花的薔薇》,發表于3月8日出版的《語絲》周刊,其中之“4”是針對蔡元培在上海的談話: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歷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⑤

   魯迅公開指名道姓地批評蔡元培,只有這一次,而且批評得十分委婉,但在與章廷謙的私人通信中,則數次表達對蔡元培的調侃、嘲諷。

   1927年6月12日,魯迅致章廷謙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孑公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惡”而已。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所不大樂聞者也,其實,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賞識者,袁希濤蔣維喬輩,則十六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⑥

   此處的“介石”名鄭奠。1927年2月17日,北伐軍進入杭州。3月1日,在杭州成立了浙江臨時政治會議,蔡元培是委員之一,同時還代理張靜江任政治會議主席。5月間,浙江省擬建立浙江大學研究院,蔡元培參與籌備。其時魯迅辭去了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而人仍在廣州。章廷謙、鄭奠等人“向孑公去爭”,就是力爭蔡元培聘請魯迅到浙江大學研究院任職。魯迅不愿意回浙江,也就罷了,還說了一通對蔡元培頗不恭敬的話,強調自己與蔡“氣味不投”。

   1927年9月19日,魯迅雖在廣州但已決定盡快離粵赴滬,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談了自己接下來的行蹤:

   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則擬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約至多兩三天,因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點事,但不是謀飯碗。孑公復膺大學院長,飯仍是蔣維喬袁希濤口中物也。復次當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類。而且可以暢談。但這種計畫,后來也許會變更,此刻實在等于白說。⑦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一成立,蔡元培、李石曾等便提議建立中華民國大學院,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6月,該提議得到認可,蔡元培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大學院相當于教育部。民國成立時,蔡元培任教育總長,這回是第二次執掌教育部,所以魯迅用了“復膺”一詞。這番話中,談及蔡元培時,仍然是不夠恭敬的。

   1927年11月7日,魯迅已從粵到滬,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說:

   季茀本云南京將聘紹原,而迄今無續來消息,豈蔡公此說,所以敷衍季茀者歟,但其實即來聘,亦無聊。⑧

   季茀即許壽裳。國民政府大學院成立時,許壽裳被聘為秘書。大約此前許壽裳說建議大學院聘江紹原為特約著作員并得到蔡認可,但到這一天仍無準信,所以魯迅懷疑蔡元培是在“敷衍”許壽裳,又說即使真聘,“亦無聊”。

   1927年12月9日,魯迅在致章廷謙信中,又說到了江紹原與蔡元培:

   紹原欲賣文,我勸其譯文學,上月來申,說是為買書而來的。月初回去了,聞仍未買,不知何也。大約賣文之處,已稍有頭緒歟?

   太史之類,不過傀儡,其實不在話下的。他們的話聽了與否,不成問題,我以為該太史在中國無可為。⑨

   說江紹原“大約賣文之處,已稍有頭緒”,是猜測江紹原被大學院聘為特約著作員事已有結果。“太史”指蔡元培,因蔡曾是清末翰林,故有此種調侃。

   其實,許壽裳同時向蔡元培推薦了魯迅和江紹原,魯迅此前也知道此事。1927年12月18日的魯迅日記,有這樣的記述:“晚收大學院聘書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⑩實際上,魯迅和江紹原最終都被大學院聘請為特約著作員,而每月三百大洋的薪水,是頗為可觀的。

   中國近代史專家陳旭麓寫有《孫中山與魯迅》一文,其中說魯迅不愿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收入文集,是因為魯迅“感到它是一篇不太成熟之作而任其飄零”,而魯迅之所以說孫中山“足不履危地”,則“是指他不能到群眾中去組織革命力量”(11)。我覺得這樣的解釋有幾分牽強。魯迅與孫中山沒有私人交往,而他與蔡元培則可謂私交頗深。他在致章廷謙的數封信中對蔡元培的譏諷、怨怒,如果就事論事,有些難以理解。尤其是“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太史之類,不過傀儡……我以為該太史在中國無可為”一類的話,表面看來,顯得很過分。這總讓人感到有更復雜的原因隱藏在時間深處。

   實際上,魯迅對孫中山是有“保留”的,對頗有恩于自己的蔡元培也有不滿,這種不滿是超越私人恩怨的。魯迅對孫中山、蔡元培內心深處的某種排斥,應該與當初光復會與同盟會的激烈沖突有關。光復會與同盟會之爭,不僅影響了魯迅對孫中山、蔡元培的態度,也影響了魯迅對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態度。

   關于光復會與同盟會之爭,許多著作都有過敘述,在此毋庸詳細敘述其沖突過程,只依據相關資料簡略說明。

   馮自由所著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有專章(第三十五章)敘述光復會之興衰。馮自由說:“光復會成立于前清甲辰(清光緒二十九年)之冬,而源流則出自癸卯(清光緒二十八年)留日學生所設軍國民教育會。”所謂“前清甲辰”,就是1904年。當時,一群留日學生先是在日本組織了“義勇隊”,后因日本政府不允許外國人在日本有軍事行為,遂改稱“軍國民教育會”。不久,這些留日學生“以滿虜甘心賣國,非從事根本改革,決難自保,于是紛紛歸國,企圖軍事進行。”(12)他們認為,滿清甘心賣國,欲救國須先推翻滿清政府,而推翻滿清政府,只有依靠“軍事進行”。回國后,他們在上海成立了光復會。光復會成立時,蔡元培、陶成章、龔寶銓(章太炎的女婿)是主要領導人。蔡元培其時任中國教育會會長,得知陶成章、龔寶銓等人成立了這個組織,主動要求加入,而陶、龔等自然十分歡迎。蔡元培頗有聲望,遂被推為會長。此時章太炎尚在獄中,但也參與其事。章導在《章太炎與王金發》一文中說:“我父太炎先生雖因《蘇報案》,身系上海西牢,聞光復會成立,暗中積極支持,欣然參與。”(13)“光復會”之名,就出自章太炎1903年5月為鄒容《革命軍》所作的序:“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14)按章太炎的說法,推翻滿清,不能謂之“革命”,只能謂之“光復”,所以陶成章們把他們志在推翻滿清的團體稱為“光復會”。光復會成立時章太炎雖在獄中,但出獄后則成為光復會的重要人物。1913年,章太炎撰《光復軍志序》,說:“而光復會初立,實余與蔡元培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繼之。”(15)這大體符合事實。

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說:“光復會既成立,與會者獨浙皖兩省志士,而他省不與焉。”(16)這是說,剛開始時,加入光復會者,都是浙皖兩省人。其實皖人尚少,主要是浙人,而浙人中又主要是紹興人。謝一彪、陶侃合著的《陶成章傳》中說,光復會的主要成員基本上是浙江人,尤以紹興人為多,如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陳伯平等都是紹興人。其實正因為最初的領導人主要是紹興人,所以后來發展的紹興籍會員也特別多,“光復會的首任會長、副會長以及主要骨干,幾乎都是紹興人。兄弟相邀,父子聯袂入會者,比比皆是,僅《紹興市志》有名可查的光復會會員就有265人”(17)。(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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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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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文藝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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