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魯迅與1930年的國民黨浙江省黨部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4 次 更新時間:2019-10-04 15:15:45

進入專題: 魯迅     朱家驊     許紹棣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  

王彬彬  

   內容提要:1930年,魯迅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因此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魯迅。國民黨方面視魯迅為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人,卻是一種誤會。魯迅與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而任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朱家驊則應該是與魯迅最熟的人。魯迅認為,朱家驊等人如果事先向他了解一下情況,是能把真相弄清楚的。1930年前后,浙江省政府和省黨部,圍繞減租問題,斗爭異常激烈,朱家驊、許紹棣等人都在斗爭的最前線,呈請中央通緝魯迅,應該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對許紹棣等人的政治前途應該沒有產生影響。

   關 鍵 詞:魯迅  朱家驊  許紹棣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

  

   1930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成立“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并由馮雪峰出面邀請魯迅參加。馮雪峰在《黨給魯迅以力量》中回憶說: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二月間,“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則成立在同年三月間;但兩者都在一九二九年年底就開始醞釀的。在上海的黨中央希望魯迅先生也做“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人,派人來告訴我,要我先征求魯迅先生的意見;我去和魯迅先生談了,記得他當時的表示是不大同意這種方式,認為一成立就會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應參加并為發起人之一。以后是先由我介紹,黨又派人(我記得是派潘漢年同志)和他直接談過幾次。“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成立大會是秘密開的,魯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記得他沒有正式發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好像對于這種會他倒很感興趣,幾天之后他還談起那天開會時的情形。①

   馮雪峰的《黨給魯迅以力量》寫于1951年6月,后來,他在給魯迅研究者包子衍的信中,以不同的語氣回憶了這件事:

   自由——同盟是立三路線開始抬頭時搞的。實際負責人有哪幾個我完全不清楚。我只記得當時來同我聯系并要我去同魯迅先生和柔石等人談的是潘漢年(當時中央宣傳部干事,李立三是中宣部長),潘大概是主要負責人。據我記憶,只發過一個宣言,似乎并未以它的名義做過什么事,并無地址,有無機構也不記得,似乎也無所謂存在多少時候。這是立三路線的一種做法。魯迅先生實際上是不贊成這種做法的,他對我說過這種意思的話:“發過宣言之外,是無法做什么事的。”②

   魯迅自己,在1930年3月21日致章廷謙信中,則說道:

   自由運動大同盟,確有這個東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傳單時,卻升為第二名了(第一名是達夫)。近來且往學校的文藝團體演說幾回,關于文學的。我本不知“運動”的人,所以凡所講演,多與該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為大出風頭,有些人則以為十分可惡,謠諑謗罵,又復紛紜起來。半生以來,所負的全是挨罵的命運,一切聽之而已,即使反將殘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③

   魯迅原以為自己的名字“是在下面的”,但公布時,卻成了第二名,這說明魯迅事先并不知道自己被當作了“發起人”。

   魯迅1930年3月19日的日記記道:“往中國公學分院講演。離寓。”④所謂“離寓”,就是避居內山書店。這是因為講演歸來后,聽說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魯迅并獲批準。而浙江省黨部之所以呈請中央通緝魯迅,是因為魯迅參與“自由運動大同盟”并任發起人。3月21日給章廷謙寫信時,魯迅已經是在內山書店的樓上了。3月27日,魯迅收到章廷謙3月25日的回信。章廷謙信中,應該有魯迅參與“自由運動大同盟”一類活動,是在給他人當梯子的議論。當天,魯迅回信說:

   廿五日來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于此一節,我也曾熟慮,倘使后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國之心,終于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于會場中,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這封信的末尾,魯迅特意寫了“三月二十七夜書于或一屋頂房中”⑤。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是否真的呈請中央通緝魯迅;即便浙江省黨部真的有此舉,國民黨中央是否批準了這一呈請并真的發布了通緝令,都是有爭議的。認為其實并無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魯迅以及國民黨中央發布通緝令之事者,可以倪墨炎為代表。倪墨炎在《魯迅三次被通緝的真相》一文中說:“然而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黨部通緝魯迅等人的公文,也還沒有發現中央黨部批準浙江呈文的公文。按照國民黨的辦事規程,像通緝魯迅等人之事,一般是由中央黨部發文要政府部門出面執行,但這樣的公文至今也還沒有發現。”“魯迅郁達夫可以相互作旁證證明:他倆都聽到了通緝的傳聞,就離家避難的;說明當時確有這樣一種傳聞,而不能證明當時確有通緝令。”⑥倪墨炎認為,所謂“通緝”,只是傳聞而已。

   而認為魯迅確乎因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而被通緝了的,則可以王錫榮為代表。倪墨炎說沒有發現原始材料證明通緝確有其事,而王錫榮在《魯迅究竟有沒有被通緝》一文中,披露了多份其時的黨政公文,證明對魯迅等人的通緝確實發生過。1930年9月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公函15889號”,先是抄錄了“常務委員會交下中央宣傳部”的公文,該公文說,上海地方近有“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左翼作家聯盟”、“自由運動大同盟”等組織,“同為共黨在群眾中公開活動之機關,應一律予以取締,以遏亂萌”,并且請中宣部“密核”后“轉函國民政府密令淞滬警備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會同該市黨部宣傳部嚴密偵察各該反動組織之機關,予以查封,并緝拿其主謀份子,歸案究辦,以懲反動,而杜亂源”。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復是:“照辦,并將原附簡章等件送中央組織部。”這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國民政府文官處的公函,簽署者是秘書長陳立夫。隨函附有一份應予“緝拿”的名單,其中有“魯迅”。國民政府文官處于10月2日向有關機構發出了“國民政府密令密函第6039號”,其中說:“奉主席諭國民政府批:‘密函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市政府會同上海市黨部宣傳部嚴密查拿究辦’”各“反動機關”的“主持份子”。王錫榮強調:“從操作層面說,陳立夫簽署的第15889號密函,就是通緝令。由于是秘密通緝,所以當然不會再有像現在人們所看到的那種公開張貼的通緝令。”⑦

   王錫榮查到的公文,倪墨炎也查到并引用了,分歧源于二人對這些公文的理解不同。倪墨炎認為,中宣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國民政府文官處等機構在往來公文中強調要“緝拿”各“反動組織”的首要分子,并不等于就真的對這些首要分子實施了通緝。而王錫榮則認為,這些往來公文,就等同于“通緝令”。

   應該說,倪王二人都有一定道理,都能自圓其說。魯迅是否真的因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而被國民黨通緝過,仍然是一個懸案。

   但魯迅自己是相信通緝令的存在的。魯迅多次談及此事,不同場合措辭和語氣略有差別,但總體上,是相信自己在1930年因為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而被國民黨官方正式通緝了的。國民黨官方是否正式發布了通緝令是一回事,浙江省黨部是否呈請中央通緝魯迅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在這里,姑且認為浙江省黨部確有此舉。

   在魯迅歷次關于被通緝一事的言說中,有兩次特別令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里敘說的。許壽裳說,1930年春,魯迅被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原因是參與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許壽裳說,這事“說來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許壽裳強調,“那時,浙江省黨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別有用意”,所謂“罪名”、“理由”,都是借口,真實目的是要報“編輯刊物”之仇。魯迅初到上海,主編《語絲》的時候,有署名“某某”的文章,投稿揭發他的大學的黑幕,魯迅把文章刊出了,這惹惱了在浙江省黨部供職的“某氏”,因為這“某氏”是這大學的畢業生。這“某氏”從此對魯迅“挾嫌于心”,魯迅參與“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消息出來了,而且還是發起人,這在浙江的“某氏”便找到了報復魯迅的機會,于是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通緝魯迅,并且被批準。許壽裳說:

   魯迅曾把這事的經過,詳細地對我說過:“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發起,當初只是請我去演說。按時前往,則來賓簽名者已有一人(記得是郁達夫君),演說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講完,便先告歸。后來聞當場有人提議要有甚么組織,凡今天到會者均作為發起人,迨次日報上發表,則變成我第一名了。”魯迅又說:“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就算是由我發起好了……”⑧

   所謂“浙江省黨部有某氏”的“某氏”,便是許紹棣,其時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和省黨部宣傳部長。所謂“編輯刊物”的公案,是指1928年在《語絲》上關于復旦大學的爭議。魯迅初到上海時,收到復旦大學學生徐詩荃化名“馮珧”的文章《談談復旦大學》,對復旦大學有所批評。社會批評是魯迅一向所提倡的,這樣的文章魯迅當然會發表。馮珧文章發表后不久,收到復旦大學畢業生潘楚基題為《我也來談談復旦大學》的文章,對馮珧文進行反駁,為學校當局辯護。魯迅也照樣發表了,但在潘文后寫了“記者附白”:“為了一個學校,《語絲》原不想費許多篇幅的。但已經‘談’開了,就也不妨‘談’下去。這一篇既是近于對前一文的辯正,而且看那口吻,可知作者和復旦大學是很關切的,有作為的。所以毫不刪略,登在這里,以便讀者并看。”⑨潘楚基的文章和魯迅寫的“記者附白”發表后,又收到署名“章達生”的來信,譴責馮珧文章、為復旦大學辯護,同時也表達了對《語絲》“記者”的不滿:“目前雜志的編輯者似乎太忙,對于名人的稿子一時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見幾句反抗話的稿子,便五體投地,趕忙登載。”魯迅在《語絲》上全文發表了章達生的來信,并在后面附上復信,復信自然也對章達生的指責反唇相譏。⑩在登載章達生來信的同時,魯迅又從來稿中選登了署名宏芬的《我也來談談復旦大學》,宏芬文章支持馮珧而也對復旦當局和復旦現狀表示不滿。(11)

   在這幾個回合中,魯迅的傾向是很明顯的。這一來,魯迅便與“復旦大學”產生了“恩怨”。通常認為,之所以是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魯迅,便是因為魯迅發表批評復旦大學的文章而得罪了復旦大學畢業生、其時任浙江省黨部宣傳部長的許紹棣。例如,王錫榮就說,魯迅因為這些行為而“開罪于復旦大學畢業的許紹棣。許因而對《語絲》很是不滿。這就成為后來呈請通緝的重要動因”(12)。

   其實,其時在浙江省黨部任職而屬重要人物者,并不只有許紹棣這一個復旦大學畢業生。王合群的博士論文《浙江“二五減租”研究(1927-1949)》中說:

   1929年前后的浙江,一方面浙江省黨部基本上為C.C.系控制,在1929年3月4日國民黨中常會圈定的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中,許紹棣、葉溯中、陳希豪、李超英、張強等五人都是浙江C.C.的重要人物。在1929年黨政糾紛中,被逮捕的胡健中則C.C.系復旦派的領導人物,他與許紹棣二人長久地把持浙江省教育文化界,因而雖然其成員不如浙江C.C.系其他派別(如浙西系、浙東系和溫州系),但在浙江黨務中卻有相當潛在勢力,跟二陳(引按即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關系也更特別密切。(13)

如此說來,其時在浙江省黨部,復旦大學的畢業生自成一“派”一“系”;如此說來,魯迅在浙江省黨部得罪的就并非一個許紹棣,而是得罪了在浙江省黨部居要津的整個“復旦派”、“復旦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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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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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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