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嘉靖大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影響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4 次 更新時間:2019-10-03 18:52:58

進入專題: 嘉靖倭寇  

沈登苗  

  

1980年以來,歷史學家對明代嘉靖時期困擾我國東南半壁的"倭寇"問題進行了反思:朝廷嚴厲的海禁使東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轉為寇、盜;"倭寇"的首領和基本隊伍大多是中國人;所謂的嘉靖倭寇實質上是由海商領導,廣大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下層人員參加的一場反對海禁思想的斗爭,逼使政府做出了有限的開放;抗"倭"延緩了中國社會的發展。[1]筆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觀點。這里,僅對竊以為還沒有開展充分討論的問題談些看法,希冀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一  海禁使沿海數百萬民眾頓失生計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是嘉靖"倭寇"的分水嶺。是年二月,徽商王直入定海關,圖以協助官方剿殺另一走私頭目廣東人陳思盼功,"叩關獻捷,求通互市",弗許。至此,商人乃對弛禁絕望,又遇番人逼還所賒貨值。在內外交困下,海商集團首領王直登高一呼,廣大"失其生理"者群起響應,[2]開始了大規模的搶掠、殺戮。

   本篇主要探索的是,時"失其生理"者幾何?要確切地回答這一問題已不可能。我輩所能做到的,僅是根據相關史料,推理出大致近似的結論。本篇構思的前提,就是研究嘉靖"倭寇"繞不開的人物、堅決執行海禁政策的第一當事人--時任閩浙最高統帥的朱紈,在第一時間提供的一個官方數據: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即明軍搗毀寧波雙嶼港的次月,浙江海域,"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余艘"。[3]

   這是一條被無數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視角引用過無數次的史料,恐僅黃仁宇先生認為"數字似屬夸大"[4]。筆者無力就此展開討論,在此,僅引入一條還有待進一步考證的史料。明禮部尚書、鄞人張邦奇(1484-1544),在歡送嘉靖時期的寧波市舶提舉司陳克寬任滿赴京考績時曰:"甬東……每歲孟夏以后,大舶數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而溫、臺、汀、漳之處,海賈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門"。[5]這說明,至遲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僅寧波府的違禁出洋的大船就達數百艘,而此后至嘉靖二十七年,是海上走私貿易發展最快的幾年。

   此外,朱紈集結6000將士圍剿雙嶼所調用的380艘戰艦,有部分是從閩浙民船中征來的,在海戰中,又曾燒毀船舶77艘(部分是葡萄牙船。也就是說,雙嶼之役前后,僅泊浙江的民間海船為1500艘左右。再據此推理,時在閩粵的雙桅船應不少于500艘。所以,我們姑且假定,當時我國從事或可以參與海外貿易的船舶為2000艘。

   自宋元至明清,我國外貿商船每艘的平均人數大概是100余人,內約三分之一是船員,其余多數是商人。[6]不過,嘉靖年間直航日本、朝鮮、琉球或南洋諸島的通番船不多,絕大多數走私商人僅在浙江雙嶼、福建月港等與葡萄牙、日本等夷人或由海外返回的華人進行轉口貿易。因此,其參與船舶、人數的總體規模,似應作國內沿海往來的商船觀。故我們又假定走私船的平均從業人員為40人,其中三分之二系船員,余為商人。那么,暫且鎖定嘉靖中,在東南海上從事走私的商人和海員為8萬人。

   筆者有從事過相關職業的經歷,略知帆船時代,如果從事海上作業的苦力有多少,與之對應的內河船舶、維修船廠、搬運裝卸及飲食等第三產業的從業人數似應不低于前者。同樣,海商有多少,與之接軌的內地行商、坐賈似應不少于前者。假定海、陸的謀生者相等,則直接在新興的海外貿易產業鏈上的從業人數為16萬。又假設明代后期的戶均人口為5人,這就涉及到80萬人的生存。按:雖然,從業人員不可能平均分布在一個家庭,但是,一些舶主、商人的資本是借貸的,海禁會殃及另一些家庭,故筆者視兩者的因素互為抵消。

   又不難理解,如果從事交通、貿易、服務的人員有多少,商品的制造和原料的開采、種植者應數倍于前者。同時,嘉靖海禁所禁的是一切海上航行,則沿海商販的過省舡和世代靠捕魚打柴甚至曬鹽等為生者,也為之受累。如此道來,公元1550年前后因噎廢食的海禁,使東南地區數百萬仗海為活的民眾"失其生理",這就是嘉靖"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

  

二 一個不可饒恕的技術性錯誤--外貿中心遠離經濟中心

  

   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拓展,與是否擁有優良的中心港口有很大的關系。而港口的生命力,除了天然條件,如港口的深度和廣度等外,取決于港口腹地之大小、物資集散能力之強弱,及所在地的社會綜合發展水平之高低。隆慶后,雖然明廷被逼做出了有限的開放,這對明末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外貿重心再次南移,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技術性錯誤。

   為什么嘉靖中前期的短短二、三十年,兩浙的走私貿易一舉超過了閩粵;為什么五口通商后,上海港僅用了十年時間,就取代了我國傳統的外貿中心港--廣州港;又為什么新時期浦東開放十余年,長江三角洲便成了中國經濟版圖上的最亮點呢?事實說明,中唐以降,長江三角洲應是我國外貿中心港的不二選地。

   16世紀,寧波外海的雙嶼港,不只處于我國南北海岸線的中端,且浙東運河與我國最重要的運河--大運河相連;海舟過杭州灣就可馳入我國最大的內河--長江,更重要的是,斯港具有國內最大、最重要的經濟腹地,附近的寧、紹、杭、嘉、湖、松、蘇、常的手工業和農業相當發達,是國內的制造業中心和大宗出口商品的主產地,己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是名副其實的全國經濟中心,故港口的吞吐能力和出口商品的生產、組織及舶來品的疏散、消費遠非閩粵諸港可比。

   歷史早早給了長江三角洲外貿重心的機遇,當地的"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為衣食父母,遠近同風"。[7]遺憾的是,統治者為了集權的穩定,不借一切地使其夭折,并竟以填塞天然良港為后快。此后的整整三百年,華夏的外貿中心港始終與長江三角洲無緣,這對我國的對外貿易是極為不利的。可以設想,在設有動力、機器的歲月,進出口商品靠人扛肩挑過海拔1000米左右的大庾嶺(南北主通道的必經之路),將付出何等的代價?又由于這一時段的長江三角洲,恰恰也是全國的一元文化中心,翠集了神州半數的文化人,若對外交流遠離了這個核心,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樣是很不利的。總之,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我國的對外交流重心遠離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這是嘉靖抗"倭"付出的另一個愚蠢的代價,也是當前研究者一個不該忽略的問題。

  

三  對嘉靖"倭寇"的基本看法

  

   不近人理的海禁,使東南地區數百萬以海為活的民眾頓失生計,是嘉靖"大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所謂的嘉靖"御倭戰爭",實質上是由海商領導、以海員為骨干的廣大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及其他下層人員參加的反對朝廷海禁思想的斗爭。在"倭寇"總數中,真正的日本人不足十分之一(以往所論的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通常指海上的,其實,在陸上接應、向導、打點、協助的更多)。16世紀中葉,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威脅;我們不能低估中華民族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這場國內戰爭給東南沿海精華地區帶來巨大破壞的主要責任,應有統治階級來承擔。無意代表世界發展潮流的海商等被鎮壓了,但客觀上沖擊了封建藩籬,逼使地主階級做出了讓步,進行了有限的開放,包括東南沿海的"放洋"和北部與蒙古的封貢互市。

   痛心疾首,嘉靖抗"倭"阻礙了中西方第一次全面的接觸,中國放棄了同一水平線上的起跑,失去了與西歐平等對話的機會,又犯了對外交流中心遠離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之大忌。抗"倭"也使早期的西方列強在華遭到重創,影響了近代世界的格局。

   嘉靖抗"倭"所反映的封建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王權統治的穩定,絲毫不考慮外貿商品交流的成本和條件,視民族振興、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與不顧的反動思維,也影響了清代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古老的中國越來越偏離世界的主流。

   嘉靖抗"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落伍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換言之,嘉靖時期,如果能正確處理好迅捷發展的私人海上貿易,積極參與同西方早期列強的競爭,則中國乃至世紀的近代史可能重寫。

  

  

   【作者簡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論文集)一書,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

  

   注  釋

   [1] 詳見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陳抗生:《嘉靖"倭寇"探實》,《江海論壇》1980年第3期;戴裔煊:《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蔭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王守稼:《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的研究--兼評海禁與弛禁之爭》,《史林》1986年第3期;唐力行:《論明代徽州海商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徽州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 為中心》,《復旦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2] 唐樞:《復胡梅林論處王直》,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270卷,中華書局影印,1997。

   [3] 朱紈:《雙嶼填港工完事疏》,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205卷。

   [4]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第172頁。

   [5] 張邦奇:《西亭餞別詩序》,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147卷。

   [6] 這一數據理當交待出處,但由于當時處理不夠規范,十年后的今天又一時找不到原始資料,有待日后翻檢補上。特此說明與致歉。

   [7] 朱紈:《雙嶼填港工完事疏》,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205卷。

  

   該文原為雙憂(本人曾用筆名):《并非荒唐的聯想::嘉靖"倭寇"與當今中國房地產熱》中的上篇:"數百萬人民頓失生計是嘉靖'大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世紀中國網·世紀周刊"2004年8月A期首發),《社會科學報》2004年9月23日第5版,以《若無海禁,近代史將重寫》為題,擇要發表。后全文載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81-2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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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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