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明代倭寇兼及澳門史研究中文論著索引》題記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6 次 更新時間:2019-10-03 17:47:47

進入專題: 嘉靖倭寇  

沈登苗  

   2004年,我們在整理嘉靖倭寇研究資料時感嘆,近20年來,大陸參與過該課題的學者逾百人,幾乎十倍于臺灣,論文數量也遠超彼岸,但我們的勞動,不大被人家看重,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大陸倭寇研究“沒有在向前推進”。這聽來難過,但基本符合事實。的確,我們在史料整理和題材開拓及討論深度等方面與海外有明顯的差距。筆者曾對近幾年海峽兩岸研究題材相似的四篇代表性論文,進行過初步的比較,覺得雙方(各兩篇)的水平不處于同一層次。當國際倭寇研究界在諸多分支已進入總結階段的今天,我們似乎還拿不出比較全面、客觀、公正地反映自己的倭寇研究歷程和現狀的綜述。 

   1985年后,大陸在嘉靖倭寇研究領域雖也出現過諸如王直、城防體系、走私港口等方面探索的比較優秀的論文,但更多的是在“炒冷飯”。關于嘉靖倭寇性質、影響等問題的爭鳴,貌似激烈,但涉及到關節點,不是以有力的論據、縝密的推理與對方相爭,而往往王顧左右,各說各的;或模糊概念,力避實質性的碰撞。如此治學,雖省力,又易出“成果”,乃至獲獎。但一些“本來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卻因此長期成為“問題”而不能解決。故從整體上講,我們的嘉靖倭寇研究,還大體停滯在1980年代前期林仁川、戴裔煊、鄭抗生、楊翰球、陳學文、郝毓楠、王守稼、毛佩琦等前輩的水平上。也可以這么說,近二十年來涌現的數以百計的關于嘉靖倭寇研究的論文,多數可看作是上述等專家在20年前所用的史料與觀點的顛來倒去、拼湊組裝而已。  

   學海不認可“人海”,也不僅僅重在參與,而是需要我們嘔心瀝血的付出,可我們的癥結,卻卻在此。出現這種眾人拾柴,火焰不高之結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與我們現階段大的學術環境相表里的(倭寇研究在我們的社科研究中似處于中上水平),但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許多參與者沒有把學術史背景搞清楚就進入了角色;有些論文,橫空出世,沒有提到半點前人的成果。結果,一方面,倭寇研究存在大量的空白。如16世紀上葉,與明摩擦的主要“夷人”是“佛郎機”,明廷剿倭首先動武的對象是葡萄牙人,構架16、17世紀中西、中日乃至中、日、西經濟、文化橋梁的是澳門,但至今似乎還沒有出現(公開發表)葡萄牙、澳門與日本、倭寇之比較的專論。再如,既然認為“南倭北虜”是明朝的兩大心患,那么,為何不去討論隆慶放洋與蒙古封貢互市、允許葡人定居澳門有否必然的聯系呢?這些僅從宏觀上放眼,若從中觀和個案探尋,“荒地”俯拾即是。另一方面,許多課題“撞車”,典型的是,大家圍著戚繼光做文章。盡管“戚家軍”參戰時,那場戰爭中的惡戰、大戰已基本結束,明軍在武器上已占絕對優勢。但“民族英雄”的光環,還使當代研究者把戚少保成為那場戰爭的化身。如果把有關戚繼光的專著、論文和其它形式的大小文章全排列出來,恐怕要占據大陸倭寇研究的“半壁江山”。這與澳門史研究中,關于葡萄牙如何竊據澳門或澳門是怎樣被占領的論文堆徹如“山”,有異曲同工之妙。故在一定意義上說,本題錄可看作大陸人文學者的研究取向和認知的一個縮印,也是學術研究不厭重復的一個標本。  

   進入21世紀以來,一批前沿學者還不約而同,把自己在本領域的主要知識產權——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界萌芽,50年代大陸歷史學家尚鉞、吳晗等獨立、明確提出且又不難發現的“倭寇新論”,拱手相送給東瀛,這不僅涉及到大陸三代學人在本學科的建樹,有的專家還“化神奇為腐朽”,藉此推理出,持新論者有意無意地為侵略者開脫的結論,以致久違的“棍棒”、“帽子”在新千年的中國學界再次浮現。在這次“王直墓”風波中,某大報就是倚仗這個“剎手锏”,以“專家”乃至權威的名義“辯駁”新論。如此無的放矢的爭鳴,除了誤導公眾,有何益處呢?這一事例說明,我們對學術史背景的疏離和對不同時期代表作的忽視,已形成“定思”,這對學術研究的突破與深入的制約,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紀至今,海內外關于倭寇研究及相關內容的論著洋洋大觀。僅本索引收錄的中文論著(含譯文和若干重版史料)就超千種。此外,尚有日語寫成的二、三百份,用英文、葡萄牙文等其它文字撰寫的也為數不少。明代倭寇研究已成為一門跨專業、綜合性、國際性的學科。由于倭寇研究的時間跨度大,參與人員多,成果發表的期刊、出版社龐雜,一些重要的思想又不一定在專論中提出,資料收集較難下手,而現有的類似索引的論文,收入篇目有限,且都未發表在學術期刊上,一般讀者不易看到,這就為我們了解此領域的學術史背景增加了難度。為幫助更多的對這“引人入勝”的課題感興趣者入門,筆者編此索引。倭寇的影響及后人研究的核心與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嘉靖朝,但便利大家深入討論,本文搜索的對象為有明一代。本索引分論文與專著兩大類,并各按發行的時間順序排列;除重要者,在原專著中已選入的文章,不在“論文”中復出。  

   同時,也想借此機會,提醒新聞界的朋友:倭寇研究在國內外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學科,又涉及到中日兩大國的歷史和當代情感,相關的報道、采訪、述評要盡可能客觀、公正,最好能看一點資料后再發言。有些記者,明知一些事實真相和學科進展,如某記者已讀到倭寇“新論”是大陸學者獨立提出的文章(從其歸納的“新論”可知),但報道仍稱“少數日本學者就率先提出”。這種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立論,該取的觀點不取,該放棄的理念不放棄的做法,實在不敢恭維。連現、當代人的真實思想,也不敢告訴讀者,怎能幫助公眾去了解數百年前的歷史呢?如果當讀者知道記者隱匿了事實,那他(她)的報道與述評還會打動讀者的心嗎?誠信是新聞工作者的底線。  

   在這個問題上,某網友的觀點很有意思:一些還弄不清楚的歷史問題,要從戰略的角度,為中日友好、特別是當今中國的戰略利益服務。想想也有趣,近十年來,我們把作為個案的“徐福東渡”,由“傳說”上升到“歷史”,恐怕至少沒有傷害中日民間的感情吧。  

   受制于學識與條件,本人的搜索難免遺珠;收入的,也因大半論著未能親見,會出現望文生義、實與本題無關的情況;若干文章的作者、編者、籍貫,發表的期刊、出版社的名稱和日期也許不確切,以及其它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本人的工作,是在他人特別是鄭梁生、吳大昕、陳小法、范中義、金國平、吳志良、湯開建等開拓成果基礎上進行的,故應是迄今為止關于明代倭寇研究中文論著目次之較完整的輯錄,也是本人十年的留心之作。  

   此外,本題錄還有以下特征:其一,突出了大陸(相對于同類文本) ,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的論文,向國際倭寇學界傳遞了大陸鎖國時期人文學者的思考信息,使得倭寇研究學術史回顧較為完整。其二,為方便初涉者較快地了解研究的歷程與現狀,本人對自己認為的各時段主要的代表作及思想傾向做了提示。即每條文后,加“A”的,意為傾向嘉靖倭寇是反海禁說的新論;“B”系堅持嘉靖抗倭是反侵略說的傳統觀點;“C”則既認為嘉靖倭寇主要是海禁政策造成的,是國內矛盾,同時又認為鎮壓倭寇是必要、正義的之折中說。在此重申,這三種觀點,都早在20世紀50年代閉關鎖國的大陸誕生了,這是新中國歷史學界、思想界的驕傲。其三,盡可能標明論著出版者和撰者的所在國家、地區(未標明的一般指大陸),以便大陸學者反思:在此領域,我們的探索為何老是重疊?我們貢獻了多少思想?怎樣改變倭寇發生在大陸,但史料整理和研究題材的開拓海外領先的尷尬之現狀?其四,拓展了研究空間與相鄰、相關學科的題材,尤其是把澳門開埠和其歷史地位的探尋,作為重點引入。  

   我們認為,嘉靖倭寇與澳門開埠是同一時代的產物,是朱明王朝海禁政策及其分化所滋生的兩大歷史事件,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系。直接影響嘉靖時期東南沿海時局的,除了日本、“倭寇”,還有葡萄牙人;分析“嘉靖倭寇”,不僅要關注“雙嶼”、“王直”,也不能忘記“濠鏡”、“澳夷”,更應站在16世紀人類文明發展的轉折與趨勢的高度去腑視。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明史界鮮有人把兩者聯系起來,更遑論作為整體進行考察了。  

   可喜的是,近年來,已有學者從澳門開埠的視點切入此題,并把觸角伸及到“俺答封貢”。日前,筆者有幸看到了金國平、吳志良先生剛殺青的一組論文。他們明確地提出,“澳門的起源在浙江。開澳門是為了分離倭寇、王直和葡萄牙人”,“王直與葡萄牙人的關系直接影響了澳門的正式開埠”;“允許葡萄牙人居住澳門至少可以迫使葡萄牙人不再公開與日本人為伍”,“切斷了中、日海寇的先進武器來源,大大削弱了他們的戰斗力,同時使中國官方有了獲得葡萄牙先進武器的固定渠道”,從而為解決“倭患”創造了條件。換句話說,澳門開埠是在嘉靖大倭寇造成的東南沿海嚴峻的海防形勢下,明王朝與東來的西方殖民者各取其需、互為默契之結晶。如果這些觀點成立,則戰爭中,越到后期,倭寇的先進火器就越少、“葡人驅逐海盜得澳說”的由來,以及明末朝廷公開請葡人出兵剿匪、平亂、抗虜等現象就不難解釋了。  

   由此道來,嘉靖大倭寇是葡萄牙人從浙、閩驅逐到廣東的前提,而澳門的歷史地位可反襯嘉靖抗“倭”之得失。把“倭寇”、日本、雙嶼、王直與澳門、葡萄牙人等聯系起來論證,有助于今人比較全面、客觀地把握那段歷史,推動明代倭寇與澳門史研究的共同進展,并從中受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自覺地順應歷史潮流。這就是本索引之所以把倭寇研究論著與澳門開埠、16世紀澳門的國際地位及其相關問題討論的成果,皆苦苦搜尋之原因。

  

   【作者簡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論文集)一書,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

   原載澳門基金會《澳門研究》第30期,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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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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