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通:重識《滿與漢》——兼論與“新清史”研究的關系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4 次 更新時間:2019-10-03 00:41:12

進入專題: 路康樂   新清史  

王志通  

   【提要】路康樂著《滿與漢》面世以來,廣受好評。作者以“滿”“漢”對立的視角得到了學界的甚高評價,但他忽視對概念的界定,遺漏滿漢之外的其他族群和將滿漢完全對立致有失真。該書的研究內容與所選研究時段明顯分離,透露出模糊性而不便讀者理解。自蓋博堅并不確定地稱該書為“滿洲研究四書”之一后,它被很多人識讀和定位成“新清史四書”之一,路康樂亦被視為“新清史”的領軍人物,也有一些人態度不明。事實上,《滿與漢》與“新清史”研究之間的“緊密”關系并不真實,種種“誤讀”造成了名實不符。

   【關鍵詞】《滿與漢》 路康樂 新清史

  

   路康樂著《滿與漢:清末民初族群關系與政治權力(1861—1928)》(后文簡稱《滿與漢》) 自2000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付梓以來,廣受好評,2002 年榮獲美國亞洲協會列文森獎。同年,王笛在《歷史研究》第4 期“國外新書評介”欄目推介此書,該書也受到國內學界的重視。2010 年,該書在王琴、劉潤堂合力翻譯,李恭忠審校后,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面世讓更多學人對該書有了全面深刻的認識。中譯本剛出版,吳磊、徐永志等撰寫書評認為該書以“民族—社會”的視角考察滿漢政治和社會關系,開創滿族研究新視野,對其評價甚高。王宇從晚清滿漢關系史研究的角度對其加以評論,認為該書在研究創新和論證上皆值得肯定,學術價值非常高,“堪稱晚清滿漢關系研究的一部力作”,但認為在史料運用、滿漢定位等問題上可以拓展。隨著相關研究的繼續推進,學界對該書應有重新認識之必要,故筆者試從新的角度簡做評論。

   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1938 年出生于廣州,現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榮退教授。《滿與漢》一書是他對近代中國滿漢關系研究的代表作。全書分5 章加導言和結語,共7 部分。已有多篇文章多對其分章析節加以介紹,茲不贅述。總體看來,全書從革命黨人“反滿”宣傳入手,進而凸顯滿漢之別,尤其強調作為統治階層的“滿人和旗人”在司法、政治和經濟上享有特權,在職業、居住地和社會生活方面不同于漢人。作者以滿漢間的差異作為分析的主線,通過統治者不斷調適滿漢關系、彌合滿漢畛域的“事實”來探討清末民初的族群關系,政治權力成為滿、漢兩種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助推力。據筆者讀后淺識,本書的主要特色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 將“滿”“漢”分作兩個族群并將它們對立起來,以雙方矛盾和畛域的彌合為研究主線,去重新看待清末民初政治革新和社會變革。(2)以族群的新視角來考察清末民初滿漢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認為清朝統治者調整族群關系“作為不力”而逐漸與漢人精英分道揚鑣。褒獎之詞并不少見,毋庸筆者贅言。故本文對該書的重新審識,指出不足,實非否定該書的學術創新和貢獻,而是希望學界更全面地認識本書的價值。

  

   一、滿漢對立視角的得失

  

   作者將滿和漢視為兩個族群,以兩者關系的視角來考察清末民初的中國,這是匠心獨運的成果,評者夸贊無不著墨于此。定宜莊認為從族群視角考察晚清歷史,本書是“迄今為止有關乎此的唯一一部史學專著”。但是,作者將“滿”“漢”視為兩個族群,且相互對立實有所失。

   作者缺乏對“滿”“漢”概念的界定。何為滿? 這是清史學者十分關注的問題。作者主要通過八旗制度對“滿人和旗人”加以詮釋,認為“滿人的歷史和身份與八旗制度緊緊纏繞在一起”,“八旗制度是統一滿人、定義滿人身份的主要體制”,并特別強調“旗人與義和團運動之后十年內的滿人是同義的(梁啟超在1898 年稱之為‘滿人')”,且旗人為后來民族學意義上的滿族的“‘族性'或‘族群'確立了基礎”。實際上,作為“占領性階層”的旗人既非一個血緣群體,也非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族群。“占領性階層”的政治屬性是“旗人”成為一個族群得以存在和維系的紐帶,一旦旗人退出政治舞臺,人為構筑的政治優越性消失,這一紐帶就逐漸被清除。失去優越政治地位的旗人就失去了統合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朝鮮佐領等的凝聚力,由此旗人成為一面碎裂的鏡子,在政治形勢的照映下呈現不同的形態。故定宜莊認為旗人只有在清朝方能等同于滿人,而在清朝之前與之后都不可以。關凱也認為“滿洲民族”僅是帝國政治建構的產物和政治統治的工具,滿人在清朝覆滅之后迅速失去其政治民族性,演變為一個文化族群,而不能構成一個民族。可見,失去政治力量支撐和整體面貌的“滿”自然無法與數量龐大的“漢”構成對峙形態。換言之,路氏將北京政府時期(1912—1927 年) 的旗人等同于滿人是有不妥,將旗人與漢人的關系等同于滿漢關系亦不能成立。

   何為漢? 作者未做任何解釋,似乎將關內所有人都視為漢人(除滿官和駐防旗人外),“漢”作為一個族群具有不證自明的正當性和準確性。事實上,關內地域廣闊,族群眾多,內部差異甚大。哪些人代表漢人? 哪些人承載的文化能代表漢文化? 哪些地域更具漢文化特質? 這些都難以確定。在清朝統治者看來,江南文化算是漢文化的代表,這里有物阜年稔的農業、技藝精湛的手工業、繁盛興旺的商業和卓異杰出的學術成就等。政治軸心與經濟和文化軸心的疏離迫使他們對江南“既恐懼又不信任,既贊嘆不已又滿懷妒忌”,“既為江南所吸引,又為江南所排斥”。在江南文化面前,滿人顯得“粗陋”與“蠻蕪”。使清朝統治者愛恨交織的江南,一直是清朝建構其正統觀的重要地域,江南問題也成為警惕滿人被漢化的重要內容。所以各代清朝皇帝在處理江南問題時都謹小慎微而又雷厲風行。但晚清以來,江南一地已不足以完全凸顯滿漢間的錯綜復雜關系,湖湘文化和嶺南文化的影響儼然打破了江南一隅的金雞獨立之態。路氏認為,作為被統治者的漢人同滿人合作、對抗等,彼此間的地位轉換成為清末民初族群關系與政治權力詮釋的重要基礎,但他又完全忽視了“滿”“漢”的概念界定,進而誤將北京政府時期的旗人等同于滿人,又毫無差別地將漢視為一個族群。概念界定本是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如將那些存有爭議的詞語作為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不加以準確界定,這無疑會損及作者的立論基礎,也會影響讀者對論著的理解。

   筆者認為將滿漢對立的視角存有偏頗。首先,滿漢對立,忽視了蒙、藏、回等其他族群。清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王朝國家,清朝統治具有滿人因素,但它的統治結構是多元并存的,擁有三種政府管理體系:第一種是以八旗制度為核心的政治組織形式,以滿人為核心的統治系統;第二種是以理藩院為代表的管理蒙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統治架構,以蒙、藏、回等族群為核心的統治系統;第三種是因襲明制的省府州縣管理體制,以漢人為核心的統治系統。通過不同的管理模式統馭不同區域和族群,將不同文化納入統一國家的體系中,這符合疆域遼闊、內部差異性大的實際情形。對此,新清史學者關注甚多,而路氏僅將清朝視為第一、三兩種系統的結合,忽視占據廣大地域的蒙、回、藏等民族地區。如他對辛亥革命時期“反滿暴行”的梳理和研究,除對伊犁駐防八旗有涉及外,其他蒙、回、藏地區的情況一概忽略。眾所周知,清征服全國后,八旗作為軍事力量分駐在全國重要城市,逐漸形成一套制度嚴密、管理嚴格的駐防系統。14 個駐防將軍除伊犁外,還有綏遠、烏里雅蘇臺等幾位統治蒙古人地區的駐防將軍,在青海等藏人地區也有駐防旗人。重視族群多樣性的研究本屬“新清史”學者之特長,作者對蒙、回、藏等族群的忽視,似乎表明后來者將本書歸入“新清史四書”是不合適的。

   其次,作者完全將滿漢對立而忽略其他族群的做法,亦非時人之見。張元濟于1898 年奏議改革滿漢關系的“融滿漢之見”中,就建議改革的范圍應限于關內地區,而內蒙古、外蒙古、新疆和青海地區(大概還有東北),可暫且保留現有制度。可見,改革主要針對以漢人為主地區的滿人,并不觸及邊疆地區的滿漢界域。1907 年,留日的一批滿族旗人創辦了呼吁民族平等融合的《大同報》,所刊文章更是主張滿、漢、蒙、回、藏各族平等,統合而成中國“國民”。再有,1911 年南北和談的優待條件既涉及皇室,也包括滿、蒙、回、藏族群的待遇。而且隆裕太后在遜位前仍不忘要求袁世凱提前安排好對于宗室、皇族、旗人、蒙古人、回人和藏人將來的待遇,最高統治者則是將滿、蒙、回、藏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然而作者只將滿與漢“對立”,將它們作為矛盾的兩面,把論述引向另一個方向。

   再次,僅從滿漢對立去看待作為“平滿漢畛域”重要內容的解決旗人生計問題,視野易受限制。旗人生計早在康熙朝中葉就已變成國家問題,其后各皇帝皆對京城和各地駐防旗人的生計采取專門政策。他們多是盡力維護和振興八旗制度,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續和加大了滿漢畛域。總體來看,這些舉措并未能成功遏制旗人貧弱化的趨勢。晚清以降,旗人生計問題屢見于奏疏朝議,所討論的問題皆未超出“取消旗人特權,開禁商貿,自謀生計”的范疇。朝臣數次建言,統治者也痛切亟改,可清廷面對內外困境自救無暇,而將解決旗人生計問題納入“化除滿漢畛域”的討論多在甲午戰爭之后。《辛丑條約》簽訂后,慈禧太后開始推行新政,力圖自救。新政中編練新軍和改革警政皆與解決旗人生計密切相關。編練新軍在一定程度上為德籍洋員漢納根和袁世凱于甲午戰爭后編練新軍的繼續,兵源中有從各軍事學堂畢業的不少旗人。日本軍官川島浪速深度參與了軍警改革,他曾任警務學堂監督,從京城旗人中選拔學員,還親自帶領一批旗人前往日本受訓等。出洋考察歸國的載澤建言預備立憲,認為“平滿漢畛域”實為“合中國全體之力”以應對“列強逼迫”。其后朝臣亦多主張“滿漢大同”混融畛域,但有人將滿漢矛盾加劇之責推到革命黨人和留學生身上,而列強對他們的庇佑實不利于消除界域和矛盾。如楊道林說:“自甲午戰敗迫和,人情忿激,匪徒乘間肆逆,倡為革命排滿之說,混入新政之中,煽惑人心,是非混亂,不可辨別。英、日諸國利我之災,為之逋逃淵藪,隱助其焰。”安徽巡撫馮煦也說:“今日之歧滿漢而二之者,正外人利用此說以煽我革命黨人,使我自相疑貳,自相競爭,而彼得坐收其利也。”可見,清政府在最后十來年才重點討論“平滿漢畛域”和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實有應對國內外危機的考慮。然而,作者并未完全將“平滿漢畛域”和“解決旗人生計”納入當時社會大背景中去考慮,忽視外國因素,所以讀者明顯感到朝臣反復提議“平滿漢之界”和解決旗人生計問題,不同時段所提建議有深淺之分,但很難將它們串聯起來。換言之,滿漢關系的調整和旗人生計問題的解決時刻受到政局和時局的影響,作者僅注目某些方面使視野受到限制。

   最后,滿與漢并不完全對立。在“滿漢對立”的論述中,作者認為駐防各地旗人與漢人隔閡甚深,彼此間交流和互動鮮見,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的僵化之象。辛亥“反滿暴行”期間,革命人士以語言、身體特征等區分滿漢,許多滿人為逃避殺戮而改裝易服。作者從滿人角度去看辛亥革命期間的“暴亂”超越了已有研究的范圍和視野,但他以“滿漢畛域”視角來看待“反滿暴行”,證明滿漢之間壁壘森嚴又存偏頗。其實,柯嬌燕早在1990 年出版的《孤軍》中,考察了駐防杭州和乍浦的旗人蘇完瓜爾佳氏三代成員的經歷,表明了旗人已經融入當地社會,他們“會講當地方言,并以之作為自己的語言,接受當地許多社會價值觀,并愛好當地的歷史”。近年來,據劉小萌等學者對北京旗人、杭州和南京等駐防旗人社會的研究發現,他們與當地漢人社會也存在深入交往。鐘焓認為滿漢完全分隔是有些學者因空間認知錯誤進行的臆想,并非源自實證研究。

  

   二、研究內容與研究時段的分離

  

研究時段的選取往往與研究內容密切相關。據筆者所見,選取研究時段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人物研究基本以生卒年為起訖;其二,事件研究多用起止時間;其三,對重大事件長遠影響的考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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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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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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