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群:反分裂斗爭實現新中國多民族大一統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8 次 更新時間:2019-10-02 23:34:48

進入專題: 民族   民族分裂  

​朱維群  

  

   隨著秦漢兩個統一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多民族大一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脈,也成為中華各民族共同的對國家建構理想狀態的追求。但是,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多民族”的國情被帝國主義勢力視為中國的“軟肋”,圖謀由此入手分裂中國,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殖民利益,同時確保中國永遠站不起來,不能成為西方操控世界的阻力和對手。中國人為了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統一,同內外敵人斗爭了一百多年,付出一次又一次重大犧牲,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又經過新中國七十年奮斗與探索,中國多民族大一統的格局才得以延續、鞏固與深化,中華民族才能以主動、進取的姿態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摒棄“民族自決”“聯邦制”


   新中國建立前夕,在黨領導下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確定我國實行建立在統一國家基礎上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84年頒布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其意義首先在于旗幟鮮明地表明:在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堅決不搞任何形式的“民族自決”“聯邦制”,從而有力維護了中國特色的單一制統一國家的政治基礎,維護了作為多民族國家的大一統傳統與格局。鄧小平1981年在新疆考察時明確指出:“新疆的根本性問題是搞共和國還是搞自治區的問題。要把我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要從法律上解決這個問題,要有民族區域自治法。新疆穩定是大局,不穩定一切事情都辦不成。不允許搞分裂,誰搞分裂就處理誰。”這清楚地表明中央對于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根本考慮。《民族區域自治法》強調全國各族人民都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強調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強調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必須維護國家的統一,保證憲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執行,同時強調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據本地方的情況,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原則下,有權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從而成為我們在任何時候反對在中國搞“民族自決”“聯邦制”“自主分離權”“自治權高于國家主權”以及“大藏區高度自治”“東突厥斯坦”等分裂主義圖謀的強有力的法律武器。

  

   從歷史上中央政府與邊遠民族地方政權關系的沿革看,漢代中央政府對邊緣屬國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不反叛,而對其具體施政的管理則比較疏闊,強弱視勢而變。唐代至宋、元交替時期普遍實行羈縻制度,民族地方政權頭領成為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員,但可以世襲,而羈縻地方財政、戶籍、賦稅等一般并不入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南宋至元、明、清普遍實行土司制度,土司也是由中央政府委以官職,可以世襲,但對中央政府負有貢賦和征兵等義務。明、清兩代,西南地方逐步實行改土歸流,土司制度相繼被廢除,代之以政府任命的“流官”,中央政府對這些地方的管理方式已經與內地沒有太多差別。觀其大略,歷史上歷朝中央政府對邊遠民族地方的管理,一是根據具體情況,一般都有特殊政策,允許與內地管理方式不完全相同;二是隨著這些地方的開發,與內地聯系的逐步加深,以及中央政府強化國家職能的需要,越到后來,其管理方式與內地越趨一致。及至新中國建立,七十年來民族政策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使得邊遠民族地區政策和管理與祖國內地的一體化達到新的水準,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和潮流。我們有關政治制度的設計和施政,要十分重視中國自己的歷史經驗,而不是“跟風跑”。

  

在民族地區果斷推行民主改革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大多數地方人民實現當家作主。由于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地方的特殊情況,那里的社會制度更加落后,勞動人民的苦難更加深重,要求民主改革的愿望也更加迫切。

  

   在新疆,到20世紀40年代末,南疆、伊犁和烏魯木齊農業區的大部分土地都為少數地主所占有。在南疆維吾爾農民聚居的偏遠農村,還分散地存在較完整的農奴主莊園,農奴主對農奴有支配一切的權利,農奴無償為農奴主耕種土地,并承擔各種雜役。在北疆牧區,殘留著封建氏族制度的社會關系,王公貴族、部落頭領不僅占有大量的牲畜,而且享有種種封建特權。直至五十年代末,西藏社會依然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之下,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領主(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及其代理人占有幾乎全部耕地、牧場和生產資料,而占總人口95%的農奴卻一無所有,遭受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沒有任何人權可言。

  

   1954年,根據形勢發展和各族人民的要求,中央提出“現在還沒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數民族地區,今后也可以用某種和緩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1953年新疆進行了以農村土地改革為中心的各項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殘余的封建農奴制,使無地、少地的各族農民分得了土地,從根本上改變了千百年來新疆各族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悲慘命運。1956年開始,甘肅、四川、青海等省藏區陸續進行民主改革。1956年云南通過和平協商,廢除了傈僳族、景頗族、佤族的家長奴隸制和永寧摩梭人的奴隸制,1958年又廢除了寧蒗小涼山彝族奴隸制和迪慶藏族地區的封建農奴制。1956年初至1957年底,四川涼山彝族聚居區徹底廢除了奴隸制度。1959年,西藏平息了達賴集團在國際敵對勢力支持下發動的武裝叛亂,結束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百萬農奴翻身解放。

  

   上世紀50年代以廢除農奴制為標志的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社會廢奴史和人權發展史上的壯舉。民主改革為在新中國真正實現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打下了基礎。可以設想,如果一些少數民族地方還保留奴隸制、農奴制、封建制長期不動,那里人民群眾的大部分還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境地,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平等、團結的民族關系的。民主改革也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全國社會制度的統一創造了條件。在此之前,所謂“大一統”在邊遠民族地方主要是政治制度的統一,并不要求社會制度的統一。建立在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基礎上的全國一體化,不僅為新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開拓了廣闊空間,而且為多民族大一統國家格局增加了新的重要內涵,為中央權威在全國的建立與實施提供了社會制度的保證。

  

毫不動搖開展反分裂斗爭

  

   新中國七十年,始終都在同得到國際敵對勢力支持,打著“民族旗號”的形形色色分裂主義進行尖銳斗爭,可以說,新中國的多民族大一統是在反分裂斗爭中實現的。

  

   二戰結束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藏獨立”的主要操控者。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支持西藏地方反動上層極力阻止西藏和平解放,遭受失敗后,繼續利用達賴集團進行分裂破壞活動。1959年,達賴集團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并出逃,在國外建立偽政府,長期對我邊境地區實施武裝襲擾;1969年,達賴集團糾集境內“藏獨”分子在西藏等地發動武裝叛亂;1987年至1989年,分裂分子在拉薩先后制造多次大規模鬧事事件,一直發展到1989年拉薩大規模騷亂;2008年3月,達賴集團企圖綁架北京奧運會,策劃、發動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此后又在西藏鄰省藏區煽動組織百余起“自焚事件”。迄今,達賴集團仍然頑固奉行其“大藏區高度自治”分裂主義宗旨,妄想有朝一日把約占中國領土四分之一的整個青藏高原從中國分裂出去。

  

   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美國領事館召集各路反共勢力制定新疆“獨立建國”行動預案,支持烏斯滿匪幫與人民解放軍作戰。20世紀50年代,分裂分子打出“在星月旗下團結起來”“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的旗號,頻繁制造暴亂,60年代先后發生“伊塔事件”、“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叛亂;70年代末80年代初,宗教極端主義全方位向新疆滲透;80年代以后宗教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沆瀣一氣,制造一系列暴亂、騷亂事件,公然襲擊政府機構,殺害無辜群眾,直至2009年發生震驚中外的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迄今,新疆分裂主義勢力仍然在做“東突厥斯坦獨立國家”的美夢,反分裂斗爭仍在繼續之中。

  

   七十年歷史證明這樣的基本道理: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是中華各族人民最高利益和共同愿望,形形色色的分裂主義勢力根本不是新中國的對手,只能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嚴厲打擊下一次一次遭遇慘敗,一步一步走向滅亡;而由于各種復雜原因,特別是國際敵對勢力的支持,各種分裂主義勢力還會繼續存在,與我們進行各種形式的較量,我們保持國家穩定、安全、團結的反分裂斗爭也將長期繼續。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任何時候對任何分裂主義及其背后勢力不抱任何幻想,把國家前途置于我們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勢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共同致力于國家建設,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不斷發展,為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注入了新的動力。我國當前社會環境同建國初期甚至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都發生巨大變化,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高度計劃經濟下地區間的壁壘打開了,中國日益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體系,包括人口在內的生產要素充分自由流動,這就促使民族地區人口大規模向東部和內地城市、內地人口向民族地區流動,不同民族之間也進行著大規模流動,民族混居程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民族間共同生活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普遍。國家支持少數民族地區加快發展、脫貧攻堅政策,東中部省市對西藏、新疆、青海等對口支援政策,民族地區干部與東中部省市干部交流任用政策,利用東中部城市教育資源舉辦“西藏班”“新疆班”政策,民族地區依法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城鄉倡導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恢復和加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等,都使各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諸方面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日益增強。同時也要看到,國際敵對勢力一刻也沒有放棄利用民族問題削弱、瓦解中國的圖謀,新疆、西藏反分裂斗爭仍然嚴峻復雜。這些都要求我們民族工作的開拓創新,不應是再去引申、挖掘、擴大民族之間、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與非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之間的政策差別,而應是自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來一以貫之強調的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華文化、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

  

   新的社會實踐需要理論和政策新的提升。2017年黨的十九大第一次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寫入習近平總書記的報告,使之成為全黨民族工作的指導思想重要組成部分。20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表述將“中華民族”第一次寫入憲法,改變了“中華民族”概念在憲法文本中缺位的狀態,在憲法意義上樹立了所有中國人的最高民族認同。這兩項重要表述,清楚表明了新時代我國民族工作未來的走向,而要真正堅持這一走向,實現鞏固與深化多民族大一統國家格局的目標,還需要全體中華兒女長期不懈的努力與斗爭。(作者是中央統戰部原常務副部長,十二屆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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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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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環球時報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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