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笑俠:精研儒學的法學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25 次 更新時間:2019-09-30 12:53:32

進入專題: 鄭天錫   張君勱   吳經熊   楊鴻烈   穗積重遠    

孫笑俠 (進入專欄)  

  

   儒家與法家、儒學與律學,在近代以前的中國,它們就像一對關系緊張的兄弟。西方法學漸入中國之后,它們的緊張關系激化了,甚至出現了“分家”決裂,呈現為一種不兼容甚至對峙的關系。但是近代以來,也有法學家——有些還是留洋海歸法學家,甚至有外國法學家,在從事法學研究的同時精研儒學。他們中有些撰寫儒學方面專著,有些甚至自立門派,成為了“新儒家”。筆者在有限的閱讀范圍內,試圖對這些法學家作點整理。

  

   民國時期,在精通儒家并傳播中國文化的法學家中,鄭天錫先生(Cheng Tien-Hsi,1884-1970年1月30日)是其中的佼佼者。鄭先生涉及儒學的代表作——China Moulded By Confucius,作者另賦漢語書名,直接稱為《孔子模型之中國人》。1947年,該書納入The Yearbook of World Affairs叢書,由The Londo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資助,經倫敦Stevens & Son Limited出版。

  

   鄭天錫,字云程,號茀庭,廣東香山人(今中山市)。他早年就讀于香港皇仁書院,后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1907年, 24歲的鄭天錫赴英國留學專攻法律,開始了他兩度赴英倫留學的經歷。1912年,鄭天錫畢業于倫敦大學法律系,1913年回國。一年后鄭天錫再次赴英深造,在倫敦大學攻讀的專業是國際法,博士論文題為《國際私法中關于確定契約能力的規則》(“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Determining Capacity to Contract”),1916年獲倫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17年,他回到香港做律師。鄭天錫先后將中國法律翻譯為英文,如《民法初稿》《最高法院的判決》《捕獲審判所規則與審判》,中英文本《大理院判例》《大理院判例討論》《暫行新刑律例》。1946年8月起鄭天錫擔任中國駐英國大使,1950年1月去職。

  

   China Moulded By Confucius是鄭天錫先生一本用英文撰寫的書。扉頁上有鄭天錫先生親筆書寫的《孔子模型之中國人·華道西光》漢語書名,封面是唐代吳道子的《先師孔子行教像》。除導論之外,此書還包含總體俯瞰、宗教、哲學、家庭、婚姻、友誼、藝術、結論等幾個部分。

  

   鄭先生長期在西方國家工作生活。寫作此書時,鄭先生可能正在倫敦擔任中國駐英大使。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于向西方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正如他在前言中說的,“多年來,我一直認為我有一種愉快的責任,那就是盡我微薄的力量把我在國外學到的東西介紹給我的國家,從而盡我所能,直接或間接地為在東西方之間建立一個更好的關系做出貢獻。但是理解是需要相互的理解,因此我覺得我也有責任把我的國家和我的同胞幾個世紀以來珍視的一些理念和理想帶給西方”。

  

   鄭天錫在宗教和哲學這兩章中特別論述了儒家。“宗教”章涉及的內容包括:關于儒家的精神生命和人的責任、儒學在《中庸》和《大學》中的發展、儒學的教育方法、伏爾泰對儒學的欣賞、孔子學說的特點、被稱為萬事師表的孔子、孔子所謂的金科玉律、論“以德報怨”等等。“哲學”章談及作為“哲學家之國”的中國、哲學和儒家倫理對中國思想的影響、中國人崇尚學問與美德并區別于盲目崇拜、孔子最杰出的弟子顏淵、中國哲學的民主性、中國哲學分類、老子哲學和他的名言、墨子哲學及其語錄選集、法家哲學、韓非子語錄精選、儒家哲學、孔子政治與哲學語錄、孟子及其政治語錄,等等。

  

   鄭天錫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英語世界傳播儒學。他在“哲學”這一章中說:

  

   儒家學說不只是可以在講壇上講授的東西。幾個世紀以來,它們構成了學校和書院課程的主要部分;提供公務員競爭性考試的主要科目;他們曾在官方文件中被引用,在法庭上被引用,在酒館或茶室里被無意中用于爭論,被父母傳授給孩子,也被老人傳授給年輕人。正如英國人會說他們的憲法只是國家法律的一部分一樣,中國人很可能會說儒學只是人民行為準則的一部分。

  

   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對你感到奇怪,如果你試圖安撫他或解決他的爭端,例如,你該引用儒家至理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其他類似的適當的說法。這并不意味著你的嘗試就會成功。

  

   我的意思——這就是問題,你對話的那個人不會覺得你只是從一本神圣的書中引用一些虔誠的教義,而是會覺得你使用一些熟悉而智慧的觀點,因而報以會意地微笑,雖然在特定情況下他可能不肯接受他們。(參見China Moulded By Confucius[《孔子模型之中國人》],London Stevens & Son Limited,1947,P.93)

  

   這是一本關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書,出自一位專門從事國際法研究的法學家之手,尤為難能可貴。鄭先生是一位對中國哲學與文化有廣泛涉獵的學者,他的哲學和文化功底,從中得以展現。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這位中國外交官的“文化自信”。鄭先生的研究興趣還涉及文化藝術比較研究,著有《中國文化與藝術》《東方與西方》等等。這些著作可以說是鄭天錫先生作為法學家的文化功底和杰出才華的象征,也是他作為外交官的、文化交流使者身份的見證。

  

   在法學家當中,對儒學研究用力深厚并自成門派的,也許僅有張君勱先生一人。他的儒學代表作有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新儒家思想史》,1958年版),以及Wang Yang-Ming,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Sixteenth-Century(《王陽明: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哲學家》,1962年版)。

  

   張君勱(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寶山區)人,原名嘉森,字士林,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筆名君房,集法學家、哲學家、儒學家和政治家于一身。他是早期新儒家和“新心學”的代表之一,還是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1906年,上海寶山選派八人赴日本留學,他入選其中,早年留學日本、德國,學習政法、經濟與哲學。

  

   張先生的思想來源和構成比較多元,十分推崇孔孟和朱熹、王陽明,對王陽明哲學思想的研究使他成為新儒家的代表。張君勱尊崇陽明學, 這在其著述《王陽明———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認為,王陽明是義理之學的登峰造極者, 因為孟子和陽明兩位先賢最能凸顯中國哲學中將真與善連結在一起的“直覺理性”。

  

   以心學為基礎, 張君勱認為, 中華民族挺立的樞紐即在民族精神的自立和民族國家的建構, 但民族精神不能脫離個體心性。張君勱的新儒學是一種儒家哲學, 正如他所常道的“義理學之復興”“儒家哲學之復興”, 他是以哲學的眼光看待儒學的發展。張君勱試圖契接宋明理學與西方的古希臘哲學和康德哲學, 他對儒學的推闡和發展也正體現于此。

  

   1923年2月,張君勱發表“人生觀”講演之后,引發科學派和玄學派的三個階段爭論,丁文江、胡適、梁啟超、吳稚暉、陳獨秀等均卷入論戰。“科玄論爭”中張君勱與胡適之的辯論,被類比于歷史上的朱陸之辯,因此其學說被稱為“新心學”。

  

   如果問著有儒學作品的法學家中,誰對儒家精神領悟得最通透,那應該要數吳經熊了。

  

   吳先生中英文代表作涉獵范圍很廣,包括法理學-法哲學、憲法學、法律史、哲學、唐詩、基督教、儒學、道教、禪學、心靈之學……,其中儒學或涉及儒家學說的著作包括兩部:《孟子的人生觀與自然法》(Menciu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and Natural Law,1957)、《中國哲學中的自然法與民主》(Natural Law and Democracy in China Philosophy,1957)

  

   吳經熊(John C. H. Wu,1899年3月28日-1986年2月6日)是浙江寧波鄞縣人。1916年,吳經熊入上海滬江大學學習,不久轉入天津北洋大學,1917年入東吳大學法科學習。1920年,吳經熊赴密歇根大學法學院學習,1921年獲法律博士學位,后赴巴黎大學、柏林大學、哈佛大學訪學。

  

   1924年吳經熊回國,歷任東吳大學教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顧問、上海特區法院法官、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立法委員、法官、法院院長、立法院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駐教廷公使、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等。1966年,吳經熊由美國赴臺灣,1986年2月6日在臺北逝世。他在美國讀書期間結識了霍姆斯、卡多佐、龐德等英美法大師,又在歐洲與斯塔姆勒等歐陸法大師有過交往。

  

   之所以說吳經熊對儒家精神領悟得最通透,首先是因為他能夠打通東西方思想——把孟子思想與自然法思想進行比較,并發現其中相通的奧妙。吳經熊自然法思想有來自儒家特別是孟子的部分,主要包括:孟子的人性論、良知直覺對于自然法的認識、自然法的效力等。孟子的人性論中所體現的“性本善”和人性教化等思想使吳經熊認為,孟子的思想是對自然法最完備的闡述。他認為,良知直覺是對認識自然法的有益補充,自然法的效力更多體現了一種良心上的譴責。

  

   說吳經熊對儒家精神領悟得最通透,表現在吳先生不僅對儒家精神的把握深入淺出,還貼切運用于生活實踐又出入自如。在Beyond East and West一書中,他用很短的一段話,談清了儒家和道家的關系。他先引用林語堂的話:“中國學者在官位時,就搞道德,不在官位時,就作詩,通常是挺妙的道家詩歌”,林博士還說:“因為道家是中國人的游戲精神,正如儒家是他們的工作精神一樣。這可用來解釋如下事實,每一個中國人在成功時是儒家,在失敗時是道家。道家的自然主義是撫慰中國人受傷的安慰劑”。

  

   吳先生提出了他的異議:“我總是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官都是行動如儒家但感受如道家的。他們像儒家那樣行動正是因為他們心里像道家那樣感受。他們像儒家一樣行動,正是因為他們在心里是道家。”

  

   此言妙極!心里只有儒家而沒有道家,則使命感過于沉重;心里若只有道家沒有儒家,則缺乏使命逍遙無為;只有二者結合,才能真正實現儒家追求的事功作為。儒家道家在行動和心靈的統一,是最高的境界。吳先生悟出了這個道理,并且這樣去做事做人,真是位非凡之士。

  

吳經熊對儒學有興趣并研究是不奇怪的。他對“法外世界”都很有興趣,研究也很有造詣。他精研過禪學,著有《禪學的黃金時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他還有詩歌愛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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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法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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