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讀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及相關評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714 次 更新時間:2019-09-29 20:49:37

進入專題: 朱熹   理學   余英時  

葛兆光 (進入專欄)  

  

   在哲學史或思想史研究中,朱熹從來都是一個中心人物,錢穆、陳榮捷、狄百瑞等前輩學者之外,劉述先、張立文、金春峰、陳來和束景南等當代學人也有相當精細的研究,從生平到交往,從思想到文獻,幾乎沒有一處不被反復爬梳。在這些目光炯炯的學者密集爬梳之后,難道還能另辟蹊徑,挖出什么新資料,提出什么新解釋嗎?可是,新近余英時先生出版的新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偏偏就“跳出三界外”,找到了在宋代政治史的脈絡中重新解讀朱熹的新思路。難得的是,余英時這部大著出版僅僅幾個月,漢語學術界就已經有好幾篇相當有分量的書評,僅僅我所寓目的,就有黃進興在《讀書》、劉述先在《九州學林》、陳來在《二十一世紀》、楊儒賓在《當代》發表的四篇。在學術社群越來越缺少共同話題,研究取向逐漸多元化的時代,應該說,能夠成為漢語學界共同關注焦點的書并不太多。特別是,一部書在還沒有出版的時候就已經洛陽紙貴,成為議論中心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今年初,這本書還沒有問世,清華北大的研究生們已經不知從哪個網路上看到片斷,并且很熱烈地議論著,今年夏初我到香港時,則在《當代》雜志上看到了連載的《緒說》,也聽到香港朋友相當不一致的評價,不過,我一直要到秋天到臺灣大學任教時,才完整地讀到了這部千余頁的大書,這時,這部書才正式出版兩三個月。讀了一遍書,也看了幾篇評論,聽了一些議論,禁不住想對余著發表一些感想,也想順便對評論提出一些評論。

  

一、政治史解讀:回到歷史場景的朱熹和理學


   作為一個理學家,朱熹在過去學界被關注的重點,往往是他對“心”、“性”、“理”、“氣”的論述及建構新儒學的體系、他與佛教與其他雜學之間復雜的關系、他在鵝湖之會上和陸九淵的著名論爭以及對后世“尊德性”與“道問學”風氣的影響等等,這是通常理學史和哲學史的做法,無論是日本秋月胤繼的《朱子研究》(1926)、友枝龍太郎的《朱子の思想形成》(1969),大陸張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1981)、候外廬等人的《宋明理學史》上卷(1984)、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1988),還是臺灣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1982),大體都是如此。正如余英時所說,“在一般哲學史或理學史的論述中,我們通常只看到關于心、性、理、氣等等觀念的分析與解說”(上篇,22頁)。可是,余英時在這部大著中要討論的,卻不是這些形而上的問題,而是朱熹與宋代政治史之間的關系,他要把朱熹放回整個宋代的歷史場景中去,所以他特別提醒讀者,要注意到孝宗一朝微妙的政治變動,找出“遺失的環節”。

  

   什么是“遺失的環節”?讓我們從皇帝講起。就像古代正史要以“本紀”貫穿全書一樣,古代中國的政治史里,皇帝處在中心位置,這當然是常識,可是常識卻恰恰因為是“常識”而往往被忽略。余英時說,在過去的歷史研究中,本來處于政治中心的皇帝變得好像是“一種配景存在于舞臺之上,做功與唱功都是無份的”(上篇,21頁),所以,他特別討論了神宗在北宋的意義,指出由于缺少皇帝這一環,所以,即使在慶歷時期,士大夫也“僅能鼓吹變法,卻不能發動變法,只有皇帝才能發動變法,因為他是政治領域的原動力”,直到神宗和王安石的相遇,才“使兩個原動力在‘千載一遇’的情況下合流了”(上篇,344頁),于是有了北宋的變法。那么,這與朱熹有什么關系呢?大有關系,因為這就是“朱熹的歷史世界”之一。余英時用豐富的史料說明,在南宋理學家包括朱熹的期待視野中,南宋的孝宗與北宋的神宗有一種奇特的歷史連帶,因為孝宗不僅與神宗一樣有改革之心,而且也確實準備引進理學家型的士大夫,因此他在第十章中專門討論孝宗“晚年部署”,即引用周必大、留正和趙汝愚三相的歷史與意圖。應當說,這一論證相當有力,畢竟在古代中國,皇帝是權力中心,他的一舉一動一語一默,比任何人的影響都大,很可能引起政壇的異動,而本書的中心人物朱熹,也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世界”中登場的。朱熹在《孝宗皇帝挽歌詞》中所說的“乾坤歸獨運,日月要重光”并沒有成為現實,不過,那四十天卻讓朱熹一生都有“仰孤恩遇,無路補報”的感激。盡管孝宗的改革設想方案最終失敗,而且實施也僅僅是一年時間,但是,孝宗引進理學型士大夫、孝宗對于改革的急切和緊張,卻使得朱熹等一批理學型士人產生了像王安石一樣“得君行道”的愿望,這使得從北宋以來士大夫讓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想象越發高漲,“宋代不但是‘士’最能自由舒展的時代,而且也是儒家的理想和價值在歷史上發揮了實際影響的時代”(上篇,390頁)。但正是這種理想,使得他們與官僚型士大夫發生了尖銳的沖突,終于,這一理想因為孝宗內禪于光宗,原動力消失而灰飛煙滅。不過,余英時發現,盡管這只是一次失敗的方案,但是兩種力量和兩個認同群體卻因此而產生,在理學家型士大夫中的認同和排斥漸漸凸顯的同時,官僚士大夫的排斥和攻擊也漸漸明確了方向,比如陸九淵因為“臣僚論駁,謂其躁進強■(耳+舌)”的被逐、林栗攻擊朱熹“道學”、劉清之以“道學自負”案,罪名上升并聚焦到“道學”,這使得“道學”成了一種標志,是官僚攻擊的空談、虛偽、夸誕的標志,也是士人超越精神、高尚其事的標志。這個過去歷史學家“遺失的環節”,因此在余英時筆下重新浮現。這就是楊儒賓評論中說的將隱沒的歷史“顯題化”。我很佩服余英時讀書那么仔細,他從理學家書信文章中看到“吾黨”、“朋友”,從辯護者那里看到“善良受禍”,從攻擊者那里看到“偽學”作為惡稱,于是推測出“王淮執政在南宋黨爭史上標志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道學’變成‘朋黨’的一大名目,從此正式成立”,他看到在淳熙十年(1183)前后,不僅有了“偽學”之禁,連地方官也不敢推舉道學之士,理學型和官僚型的兩個士大夫集團的沖突開始顯現出來(上篇,495頁),然而,到淳熙十五年(1188)前后,周必大取代王淮得到孝宗支持,“理學家作為一個群體很快便和他(周必大)結成了政治聯盟,這是南宋政治史上一大轉戾點”(下篇,164頁),余英時特別點出朱熹《與留丞相書》繼承歐陽修《朋黨論》的意義,指出朱熹不僅能夠承認“君子之黨”的正當性,甚至提倡“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實際上是一大突破(上篇,497頁)。正是由于理學型和官僚型兩大集團的形成,引起了改變現狀和維持現狀的兩種政治取向,也導致了一直延續到1200年的政治風云,這不僅影響到光宗初期周(必大)黨和王(淮)黨之爭,也終于引出了寧宗初期的“慶元黨禁”。余英時推測說,這一切起自孝宗時代的政治,“(孝宗的)設計是通過人事的更換,為新皇帝建立一個以理學型士大夫為主體的執政集團,來逐步實現他的構想,……孝宗和理學家群事實上是在計劃改變‘國是’,然而卻沒有正式揭舉這面旗幟;他們大概希望于新皇帝能繼承這一新的開端,待一切部署完成以后再公開宣布,一新天下耳目”,但是,他們對光宗估計錯誤,造成了后來的悲劇。

  

   盡管去古已遠,史料有闕,但是,余英時對于文本的細讀和歷史的想象,常常能夠補足歷史的線索(這也是他為何自己要說“心理史學”那一段話的原因,參看第十二章第二節和第四節,這兩節與其他部分不同,罕見地引用了一些西洋理論文字),以己意逆歷史之志,在歷史中重新用想象來走一遍,這恰恰是他自己討論過的科林伍德的想法。應該說,余英時先生充分表現了歷史學家對于歷史文獻的梳理能力,細心地描述了孝宗與光宗、官僚集團和理學集團以及皇權三者的互動關系(下篇,20頁),這是本書意義相當重大的地方,就連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引日本宋史專家寺田遵的話證明,這是一個可以自豪的研究,“完全屬于拓荒的性質”,雖然他謙虛地說“初次嘗試,思慮未周,聊備一說”,但是,其實他心里覺得“涉及孝、光、寧三朝,屬于南宋政治史的中期,更是一片空白。至今仍然如此。所以下面四章的論述,從整體的解釋架構到具體史事的重建,都是根據原始史料勾稽而成”(下篇,105頁)。在《自序一》中,他特別提醒讀者說,重新描述這一段歷史,這是他在寫作過程中才意識到的新問題,“失去了這一環節,朱熹暮年為什么會遭黨禁之厄便無從索解,而所謂慶元黨禁也就變成一幕無意識的歷史鬧劇了。從南宋李心傳的《道命錄》、樵川樵叟的《慶元黨禁》到清代全祖望的《慶元黨禁》都不夠解答這一無頭公案”(上篇,12頁)。這確實是事實。

  

二、對理學史傳統敘述的顛覆


   我很難判斷這一敘述路向與余英時對現代新儒學抽象繼承“道統”的好惡有多大關系,也很難判斷這與他對于歷史學方法的捍衛有多少關聯,但是,我從書中不厭其煩的再三批評中,看出他對于哲學史將歷史人物懸置在政治和文化之外,對于新儒學以“道統大敘事”的方法敘述理學史的做法,的確是相當不滿,難怪這一有意立異的詮釋路向受到劉述先的批評,說他“雖然有充分的理由建構一政治文化外王的脈絡,但不能以此取代哲學或思想觀念內圣的脈絡,否則便是由一個偏向轉移到另一個偏向,一樣失去了均衡”。

  

   確實,余英時說了“顛倒乾坤”的話。上篇《緒說》的最后一節中說,“已往關于宋代理學的性質有兩個流傳最廣的論點,第一,在‘道統大敘事’中,論者假定理學家的主要旨趣在‘上接孔、孟不傳之學’。在這一預設之下,論者往往持孔孟的‘本義’來斷定理學各派之間的分歧。第二,現代哲學史家則假定理學家所討論的,相當于西方形而上學或宇宙論的問題,根據這個預設,哲學史家運用種種西方哲學的系統來闡釋理學的不同流派。這兩種研究方式各有所見,但卻具有一個共同之點,即將理學從宋代的歷史脈絡中抽離了出來”。但他覺得,“無論‘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統都不是理學家追求的終點,二者同是為秩序重建這一終極目的服務的。前者為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經典依據,后者則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證,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雖然重要,但在整個理學系統中卻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則非秩序重建莫屬”(上篇,251頁)這一段話在好幾個評論者那里都不約而同地被引用并加以評判,這說明這一席話相當刺激神經。不止于此,下篇《緒說》又一次重申,“從思想史、哲學史的觀點研究宋代理學的人往往不涉及理學與政治之間的關聯,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理學內部的理論構造方面。……這一研究方式在哲學史或思想史領域內本屬主流的地位,其正當性是不必置疑的。但以此方法施之于理學的研究,卻造成了一個相當普遍的印象,即理學與理學家與當時實際政治的關系,僅在若有若無之間。……傳統儒家認定理學家所講求的是萬古不變的‘內圣之學’,現代哲學史家也斷定理學所處理的主要是不在時空之內的種種形而上學的問題。既然如此,理學家之說自有其內在理路可循,他們與政治的牽涉無論深淺如何,都不致對理學的建構和演進發生任何實質的影響。所以,在一般宋代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論著中,我們幾乎完全看不到理學家的政治活動”(14頁)。

  

這里,余英時雖然肯定過去傳統敘述方式的“正當性”,但顯然這一種“委婉客套”,只是為下面嚴厲的批評“預先抱歉”,所以轉語雖然隱晦和委婉,背后的涵意卻相當嚴厲,一個“但”字之下,從根本上瓦解和否定了通常“理學史”或“哲學史”的做法。第一,余氏把常識世界中對于理學和理學家的誤解,歸咎于這一思路和方法,認為這導致人們忽略思想與政治的關系,誤以為理學家都在空談形而上的義理,而對政治并不干預;第二,余英時把傳統的“道統”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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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三會學坊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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