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路:重回現代化視角思考轉型和國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23 次 更新時間:2019-09-29 20:46:06

進入專題: 社會轉型   社會學  

李路路  

  

   眾所周知,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經過40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因此,那些一般性的變化無需在這里多說。本篇文章的任務是在上述背景下,對中國社會學發展的得、失作一個分析。從學術和學科的角度來看,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國社會經過40年的發展,現在已經站在了至關重要的新起點上,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全面實現社會的現代化,實現民族和國家的偉大復興。在這個偉大的過程中,社會學和社會學家能夠做點什么?

  

   “中國社會學40年得與失”這個主題包含著三重難點。第一,“中國社會學”就是一個足夠大的題目;第二,“40年”是一個足夠長的時段;第三,“得與失”是一個過于嚴肅的問題。因此,這樣的題目對于我個人來說是力所不能及的。我的應對就是“收縮”:第一,將“中國社會學”這一大概念沿著我的研究方向之一——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的角度予以收窄;第二,更多地關注這一視角下的學術問題;第三,更多的是一些看法和建議,而不是那么嚴肅的“得與失”。

  

   在新時代和新挑戰面前總結中國社會學的“得與失”,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中國社會學的“得”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面向中國的實踐,而所謂“失”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之于跳出中國實踐的再認識不足。因此,強化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學理基礎、學科基礎是今后中國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在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全面實現現代化的征程中,中國社會學需要更加深入、系統的學理和學科支持。在這里,我以“轉型”和“現代化”研究為例。

  

   我們都知道,在社會學的分支中,有一個以世界現代化過程為對象的分支,稱之為“發展社會學”。通常認為在傳統的發展社會學中存在兩個主要的學術傳統,一是以發達國家現代化為研究對象的現代化理論,二是以所謂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發展理論。雖然在理論上這兩個學術傳統之間存在很多爭議,甚至是重大的爭議,但在我看來,它們在核心問題上存在著一致性,即如何實現以經濟增長和科學技術發展為基礎的現代化,以及在此基礎上更全面的社會發展,只不過前者屬于“早發內生、自下而上”邁向現代化的社會,后者則屬于“晚發外生、自上而下”邁向現代化的社會。這里,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將其統稱為(廣義的)“現代化理論”,當然,你愿意稱其為(狹義的)“發展理論”也行。它討論的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在16世紀左右發端于西歐然后擴散到整個世界的全新的社會變遷過程,即一個基于經濟增長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變遷過程。這一過程成為近代以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議題之一,也是幾乎所有國家努力的基本方向。

  

   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對于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興起了一個新的變遷研究范式:轉型。狹義的“轉型”多指傳統的社會主義社會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社會變革,并且它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變革,而且還是一種制度和價值文明的轉型。它為解釋在這些社會發生的具有重大意義的獨特社會變遷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和解釋。無論內在于發展社會學的框架內,還是獨立于發展社會學,稱其為相對獨立的“轉型社會學”一點也不為過。因此,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社會學中流行的“現代化研究”逐漸被“轉型研究”所替代,人們更關注體制和制度轉型對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變遷的影響,也就是說,人們認為,在現代化的基礎上需要添加轉型的視角,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當代的社會變遷。確實如此,“轉型”也是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同其他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根本不同的變遷特征。

  

   向以市場經濟體制為核心的社會轉型在中國已經持續了40年,中國社會由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完成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開始了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新征程。如何認識已經走過的40年,如何面對積累的問題和未來的挑戰,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也是擺在社會學面前的基本問題。此時,重新關注現代化理論,甚至是適當回歸現代化理論,對于我們認識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和趨勢,也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之所以如此,出于多種原因。首先,就現實來說,4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實際上是由兩個基本過程組成的,即現代化過程和轉型過程。前者主要表現為經濟的高速增長,后者主要表現為由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其次,盡管是兩個交織在一起的過程,但現代化過程是一個更為基本的過程,正如“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一英文動名詞的本意所表明的那樣,“現代化”在人類歷史上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這個新時代的基礎或者核心,就是經濟的增長(工業化等)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興起。無論后來人們如何批評這個概念的“濫用”,無論人們用什么各種各樣的概念來替代它,它的基礎性意義和全球化意義始終存在。正可謂有可能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狀況,但“有發展而無增長”的狀況肯定不能長久維持。“發展就是硬道理”!再次,正是在上述的意義上,例如“轉型”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屬于道路、方法或模式的問題,其基本問題仍然是解決現代化的問題,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這意味著人類社會徹底擺脫僅能維持生存的狀態,創造出來的財富的增長超出了任何可能的人口增長,在不斷提升的水平上滿足人類不斷發展的各種需要。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也許條條大道通羅馬,“轉型”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選擇。

  

   基于這樣的考慮,當我們考慮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新征程的問題和挑戰時,充分地將轉型研究和現代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或者將社會轉型的研究置于更為基本的社會變遷過程——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也許能更好地面對問題和挑戰。這里,僅以一個有些“古老”但仍然十分現實的問題為例,即“國家主導”問題。

  

   “找回國家”,揭示國家在社會革命、經濟增長、現代化變遷中的主導作用,已經不是新的思想。無論存在什么樣的爭論,至少在“后發外生”國家現代化的研究中一個普遍得到認可的現象是,那些成功邁向現代化的“后發外生”國家,在其很長的發展過程中,基本上都是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具有主導的作用。這種主導作用一方面表現為對經濟增長的各種干預,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保持對整個社會的動員能力和控制能力,以推動整個社會向現代化的進程轉變。

  

   這一“后發外生”國家現代化的基本模式在中國也不例外。當然,與一般的“后發外生”國家不同的是,現代中國選擇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以實現現代化的夢想,并且在1978年開始推動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進而40年內在現代化建設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至今,在新時代伊始時期,國家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基本上仍然占據著重要資源的“制高點”。

  

   與國家主導形成強大張力的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核心,是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個轉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資源分散和轉移的過程,通過權力的分散和下移,以激發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因此,它在形式上恰恰是以“解中央集權化”為標志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其表述為讓市場機制在資源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

  

   如果說在中國社會由低收入國家行列邁向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過程中,二者之間的張力還不突出的話,那么,當中國社會開始由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時,很多人認為,那些曾經支撐上一階段現代化發展的體制、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效力,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開始顯現,體制、機制的變革成為必然,再加上國家主導的漸進式轉型所帶來的權力“濫用”和尋租,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等,國家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就重新占據了問題和挑戰的核心。

  

   討論更多的是在轉型的語境下進行的,即如何進一步推動體制改革。例如,大多數人都承認,問題不是國家是否應該發揮作用,而是應該在什么方面、以什么形式發揮作用,至少國家在競爭性領域和公共領域中的作用應該是不同的;社會治理意味著改變過去的自上而下的社會管理模式,而轉向上下結合的社會治理模式;等等。但是,如果將討論置于更為一般的現代化的語境中,也許有助于澄清一些基本趨勢和特征。

  

   從現代化的視角看,盡管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就更準確衡量發展水平的人均指標來說,中國2018年人均GDP約為9608美元,排名世界第68位,全球人均GDP大約為1.137萬美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所以再大的數據一旦人均就變小了。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不是一句謙虛的話。在某種意義上,從現在的標準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走完了一半,還有更為艱巨的另一半——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需要中國去實現。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未來的變遷不僅會受到轉型邏輯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現代化邏輯的影響,而后者可能是更為一般的影響。

  

   如果從現代化的視角關注國家的主導作用,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例如,國家和市場的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后發外生”國家現代化的分析表明,由于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是在一個相對前現代化的社會中,在外力的作用下自上而下啟動和推動的,因而國家的主導作用最重要的是保持較高程度的對整個社會的控制能力和動員能力,保持整個社會現代化變遷取向的能力,以及建構適合本社會的行動戰略和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協調因發展而產生的新的各種社會矛盾,消除因現代化的變遷而形成的社會沖突。如同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一樣,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新、舊利益集團并非都是朝向現代化的,既得的利益、傳統的觀念,以及相互之間的利益矛盾,都會導致關乎現代化進程的社會沖突,導致所謂現代化的“中斷”,更何況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伴隨著劇烈的體制轉軌過程,社會利益結構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重構,漸進式的改革造成了更為復雜的利益格局。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有關利益集團的討論和分析,圍繞“文革”所發生的爭論和所謂“回潮”,降低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趨勢的政策爭論,養老和醫療保險體制的并軌,乃至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等,都是這種矛盾沖突的具體體現。因此,在當代中國開始新時代的征程的時候,有必要回到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去思考問題和挑戰。基于現代化的邏輯,在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過程中,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可以考慮。一是國家逐漸從競爭性的經濟領域撤出,以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二是在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中更多地關注基于新的社會分化而形成的利益矛盾與沖突。

  

    進入專題: 社會轉型   社會學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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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3期P28—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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