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中國哲學研究40年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08 次 更新時間:2019-09-29 20:34:37

進入專題: 中國哲學  

李存山  

  

   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哲學研究伴隨著時代前進的腳步,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巨大的進展,而且它作為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為實現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而承擔著時代的使命。當然,這其中也存在著一些需要繼續研究和討論的問題。

  

   以下從五個方面對中國哲學研究40年作一簡要的述評。

  

一 、人的解放與思想解放

  

   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研究中國哲學的許多學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和束縛。比較典型的如張岱年先生,他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以致在此后的20年間不能從事教學與科研。在“文革”結束以后,張先生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雖已七十高齡仍煥發了學術青春。他不僅重新走上講臺,培養了多名優秀的中國哲學專業碩士和博士,而且出版、發表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等新著和學術論文,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成的《中國哲學大綱》《天人五論》等也得以出版問世。在全國性的“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后,張先生連任多屆會長,為引領和推動中國哲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張先生如此,其他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許多名家,他們的學術生涯雖然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但他們都認為自己真正“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地從事中國哲學研究是從改革開放以后開始的。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后,開始有歷屆哲學系的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學成畢業。最初幾屆的學生大都是經“文革”時期的十年輟學,從農村、工廠而幸運地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的。恢復高考改變了他們的命運,而其中的許多學生已經是當前中國哲學研究的學科帶頭人和中堅力量。

  

   人的解放必然帶來思想的解放。“文革”結束以后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使中國哲學研究掙脫了以前被作為政治斗爭工具的枷鎖,這首先開始于對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和重要思想進行重新評價。如重新評價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龐樸先生在1978年發表《孔子思想再評價》,1980年又發表《“中庸”平議》,李澤厚先生在1980年也發表《孔子再評價》,等等。這些“再評價”從學術的立場,終止了給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些思想家隨意扣上“政治反動”帽子的做法,學者們的一些新視角、新觀點、新話語也為以后的中國哲學研究開啟了新的廣闊道路。

  

二、 突破“兩個對子”,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特色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受蘇聯日丹諾夫對哲學史定義的影響,所謂“兩個對子”,即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斗爭,成為中國哲學研究中一個最具權威性和普遍性的教條。凡對一位思想家和一個哲學流派的研究,都要被打上或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或辯證法或形而上學的標簽。而且這種標簽又與“哲學的定性”相聯系,所以還要對歷史上的哲學家和哲學流派作階級分析,打上或進步或保守或反動的標簽。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哲學研究逐漸突破了“兩個對子”以及對歷史上的哲學家和哲學流派進行階級分析的教條。如對老子哲學思想是屬于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的評判,對老子、孔子是否屬于奴隸主階級思想家的評判,一些研究者曾反復作出不同的評判,使人莫得其衷,而這種標簽式的研究在改革開放以后逐漸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了。

  

   新的研究范式注重對哲學思想的理論分析,特別是注重對中國哲學特色的研究,從而使中國哲學史研究從簡單地服務于政治、只是為了論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性回歸到自身的思想理論特色和民族風格。

  

   學者們在20世紀80年代較多地注重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這是因為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曾指出:“既然文化上的區別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疇的區別,則哲學上的區別更是基于思想范疇的區別。”在這方面相繼發表和出版了多篇重要論文和多部重要著作,如湯一介先生在1981年發表《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的諸問題》,張岱年先生在1989年出版《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張立文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范疇精粹叢書”在1989年以后相繼出版《道》《理》《氣》《心》《知》等。在對中國哲學的斷代史研究中,也有蒙培元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理學范疇系統》等。

  

   受張岱年先生《中國哲學大綱》的影響,學界也重視對中國哲學固有問題的研究。在這方面較系統性的成果,如方立天先生在1990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而對中國哲學某一專題的研究則成果眾多,如趙馥潔先生在1991年出版《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方克立先生在1997年出版《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劉文英先生在2000年出版《中國古代的時空觀念》,馮達文先生在2001年出版《中國哲學的本源—本體論》。這種專題性的研究蔚然成風,乃至相繼有對中國哲學的認識論、性情論、工夫論、境界論和歷史觀等研究的成果問世。

  

   隨著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的深入,一些從事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學者認識到中國哲學的主要特點并不在特殊的概念范疇,而是更表現在具有原創性的意象思維,從而在中國哲學研究中引入了意象性和現象學方法等。如王樹人先生在1997年出版《傳統智慧再發現》,繼而在2005年出版《回歸原創之思——“象思維”視野下的中國智慧》;張祥龍先生也在2001年出版《從現象學到孔夫子》,繼而在2008年又出版《中華古學與現象學》,等等。

  

   自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研究,本來就深受西方哲學研究的影響。隨著西方哲學的發展,它也不斷為中國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觀照視角和方法論啟示。在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哲學研究較多受到西方哲學邏輯分析方法的影響;而在80年代以后,則逐漸增加了存在主義、現象學、詮釋學乃至后現代主義身體觀等的影響。這種影響為中國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從“他者”的鏡像來反觀自身的借鑒比較,一方面反映了中西哲學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國哲學研究逐漸加深了對自身特點的認識。如關于中國傳統哲學中概念范疇與意象思維的研究,后者顯然更加貼近于中國文化的象形文字、卦象數術、詩意表達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特點。對意象思維的重視,彌補了概念范疇研究的不足。當然,如果只有意象而沒有概念范疇,那也稱不上是中國哲學。如何恰當地處理概念范疇與意象思維的關系,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會有不同的側重,可以各自發揮所長。而在中國哲學研究中如何認識概念范疇與意象思維乃至直覺體證的互補,也將是一個長期討論的問題。

  

三 、中西哲學比較與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


   中國古無“哲學”之名,也就沒有“哲學”這樣一個與其他學科界限分明的學科。“哲學”譯名出自日本啟蒙學者西周,他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論》中說:“將論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譯名為哲學。”自“哲學”譯名的成立,“philosophy”或“哲學”就已有了東西方文化交融互鑒的性質。

  

   “哲學”譯名在1895年出現在中文著作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十四卷修訂本)中,它在當時的直接意義是要學習西方以及日本的近現代教育學科體制,而深層意義則是提供了一種不同于經學的思維方式,并為當時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據。自“哲學”譯名傳入后,中國學人就開始了對“哲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有識者如王國維指出,“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哲學辨惑》),而此后對中國固有哲學的研究也一直是在與西方哲學的參照比較中進行的。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馮友蘭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都不同程度地參照了西方哲學。而金岳霖先生在對馮著的“審查報告”中,就提出了“中國哲學史”這一名稱的困難,即它是“中國哲學的史”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金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突出了如何寫出中國哲學特色的問題,所謂“中國哲學的史”就是有中國哲學特色的史,所謂“在中國的哲學史”就是把西方哲學視為“普遍哲學”,所寫的是這個“普遍哲學”在中國的史。

  

   為了解決“中國哲學史”名稱的困難,張岱年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寫成《中國哲學大綱》(又名《中國哲學問題史》),其“序論”首列“哲學與中國哲學”一節,指出“對于哲學一詞的看法”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以西方哲學為“唯一的哲學范型”,凡與西方哲學不同者“即是另一種學問而非哲學”;第二種是“將哲學看作一個類稱”,西方哲學只是此類的一個“特例”,而中國古代關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態度上”與西方不同,也仍可“名為哲學”。張先生對哲學的“類稱”與“特例”的說法,也就是哲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張先生認為他所講的“中國哲學問題”,不是“把歐洲的哲學問題當作普通的哲學問題”,而是講中國哲學固有的問題,他由此強調了中國哲學有“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等主要特色。金岳霖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用英文發表了《中國哲學》一文,指出中國哲學有“邏輯和認識論的意識不發達”“天人合一”“哲學與倫理、政治合一”“哲學家與他的哲學合一”等特點,金先生實已不再認為“中國哲學史”有名稱的困難。

  

   在改革開放以后,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受到重視,在西方哲學史上一些與中國哲學有較密切關系的哲學家,如萊布尼茨、羅素等,他們論述中國哲學的一些史料文獻也引起學界的興趣,并有較深入的研究。然而,伴隨著對中國哲學自身特點的強調,以及對“中國哲學”研究范式在文化研究中帶有局限性的認識,使中國學界在進入21世紀時發生了一場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參與這場討論的既有“中國哲學”學科之外的學者(如一些研究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學者),也有“中國哲學”學科之內的學者。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是一個“偽問題”,因為“中國哲學”早已是個事實的存在,其“合法性”是不容質疑的。

  

   對中國哲學之“合法性”的批評,主要是針對中國哲學研究是以西方哲學之“規矩”來套中國哲學之“方圓”,也就是針對“以西釋中”或所謂“漢話胡說”的問題。這些學者主張“自己講”“講自己”,實際上是拒絕了西方哲學的參照,而要回歸中國文化自身的“學術”。然而,近代以來的中國“學術史”或“思想史”研究,并不是土生土長的,而是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盡管以往的“中國哲學”研究范式有種種局限或缺陷,但如果認為以往的中國哲學研究都是“以西釋中”或“漢話胡說”,都是“照著”或“接著”西方哲學講,那也顯然不符合事實,存在著對以往的研究成果不熟悉或不夠尊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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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哲學年鑒·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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