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壁生:追尋六經之本——曹元弼的《孝經》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0 次 更新時間:2019-09-29 20:23:24

陳壁生 (進入專欄)  

  

   民國二十五年(即西元1936年),唐文治在無錫國專為學生講《孝經》,將此講義編成《孝經救世編》,因為自覺“惟因為初學講解,隨講隨編,如朱子所謂急迫之意多,沉潛之味少”,遂將此編寄給隱居蘇州的遜清遺老、唐氏舊交曹元弼以求正,曹元弼的復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有云:“凡立教,有為萬世者,有救一時者。君之書,殆救一時者也。”[2]曹元弼之言,既有對此書挽救世道人心之意的掖獎,也不無對其沉潛之味不足的褒貶。蓋曹元弼本為晚清民國之經學大師,入民國之后,眷戀舊清,甘為遺老,閉門著述數十年,而其著述之宗旨,在于代圣立言,“為萬世”而已,他通過對《孝經》的重新解釋,重新發明了經學系統。


一、曹元弼與《孝經》


   曹元弼(1867—1953),號叔彥,江蘇省蘇州府吳縣(今蘇州)人,肄業于南菁書院,后入湖北存古學堂,為經學總教,又以受張之洞之托,以《勸學篇》守約之法,擬作《十四經學》。辛亥鼎革,共和肇始,曹元弼以君臣之義不可廢,以伯夷之行自期,閉門著述數十年,遍注群經,于《易》、《書》、《儀禮》、《大學》、《中庸》及經學史,皆有著述,尤專精于鄭君之學。至第二共和歷四載,以八十七之年卒于蘇州。曹氏歷世三朝,而眷戀故國,守死善道,其箋注諸經,旨在守前待后而已。

  

   曹元弼一生注疏經籍,而《孝經》幾乎貫穿始終。曹氏二十八歲所作《吳刻孝經鄭氏注序》有云:“元弼不敏,治鄭氏禮學十余年,夙興必莊誦《孝經》。”[3]而且,在其二十六歲所作《禮經纂疏序》中亦云:“元弼嘗于先圣前自誓,愿為《禮疏》、《孝經纂疏》、《歷代經儒法則篇》三書,以闡明圣道于萬一。”[4]及至遍治群經之后,又于七十七歲之年(西元1943年)寫成《孝經集注》。可以說,解釋《孝經》大義,貫穿曹氏一生。而其治《孝經》已成未成之作,共有數種。

  

   (一)《孝經鄭氏注后定》與《孝經證》,未成。

  

   曹元弼預作《孝經》箋疏,自其少年開始。在《吳刻孝經鄭氏注序》一文中,曹氏云:“元弼不敏,治鄭氏禮學十余年,夙興必莊誦《孝經》。竊嘆冠、婚、喪、祭、聘、覲、射、鄉無一非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與《孝經》之旨融合無間,通《孝經》而后知禮之協乎天性,順乎人情。以鄭君之注,百世不易,惜其殘闕失次,據近儒臧氏庸、嚴氏可均輯本拾遺訂誤,削《群書治要》偽文,為《孝經鄭氏注后定》。因遍輯經傳、周秦漢古籍、各經師注涉《孝經》義者為之箋,而博采魏晉以來《孝經》說之有師法、應禮道者,貫以積思所得疏之。約之以《禮》,達之以《春秋》,合之以《論語》,考之以《易》、《詩》、《書》。疏文有所不盡,則師黃氏之意而擴充之,兼采史傳孝行足裨補經意者,別為《孝經證》。往時,敬其此書與《禮疏》、《經儒法則篇》同于先圣前立誓自任。此書與《禮疏》相須成體,功亦相亞,《禮疏》成則亦成。”[5]

  

   作此文時,曹氏年未而立,而其說已經奠定曹氏一生《孝經》觀之大旨。其基本內容包括三點。一,《孝經》與禮學,尤其是《儀禮》相通。曹氏云諸禮“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與《孝經》之旨融合無間”,實是以《孝經》之愛、敬,為禮樂之教化奠定堅實的情感基礎。此為其后《孝經學》、《孝經鄭注箋釋》、《孝經集注》諸書之大綱。二,“削《群書治要》偽文”,清代早期輯佚鄭注,如臧庸之《孝經鄭氏解輯本》,主要依據是《孝經注疏》中的邢昺疏,[6] 及至《治要》東來,其中有《孝經》及鄭注斷章,使鄭玄《孝經注》輯佚為之一新,而其代表作,則是嚴可均所集《孝經鄭注》。曹元弼不信《群書治要》,使其疏解鄭注,幾失其半。而后來的《孝經鄭注箋釋》,正是在否定《群書治要》的基礎上,主要依據邢疏、《釋文》所存鄭注而作。三,博采經傳以證《孝經》,并推崇明儒黃道周《孝經集傳》。上述三者,為曹元弼《孝經》學之基本特征,而在其二十八之年已經基本形成。

  

   (二)《孝經六藝大道錄》,惟成《述孝》一篇。

  

   1897年,曹元弼應張之洞之邀,赴湖北武昌,任兩湖書院經學總教。曹氏《孝經鄭氏注箋釋》序言有云:“承閣師張文襄公見商,竊欲以《孝經》會通群經,撰《孝經六藝大道錄》一書,以明圣教,挽狂瀾,先為《述孝》一篇。公然之。”[7]今所見《復禮堂文集》中有《述孝》一篇,即是《孝經六藝大道錄》第一章。《述孝》一篇,為曹氏《孝經》之學的大綱。

  

   而《孝經六藝大道錄》一書惟立目錄,并未真正成書。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曹元弼《篤信齋日記》記:“二十二日,《孝經六藝大道錄》首篇及目錄刊成。”[8]而十二月十二日,沈曾植致黃紹箕信,便有云:“叔彥新著《孝經六藝大道錄》,粹然儒言,有關世教,而此間名士多輕之,訕笑之者,漢宋之障,乃至于此乎?”[9]沈曾植雖言“叔彥新著”,仿佛已見此書,但曹氏日記與沈氏書信相隔僅二十日,《孝經六藝大道錄》不可能在此期間成書并讓沈曾植看到,所以,沈氏所見,應該只是《述孝》一篇及目錄而已。而且,《孝經六藝大道錄》部分內容,如《述孝》見于《復禮堂文集》,“《孝經》脈絡次第第四”見于《孝經學》。蓋此書并未寫成也。[10]

  

   (三)《孝經學》

  

   《孝經學》一書,本為張之洞囑編《十四經學》之一種。曹元弼《復禮堂述學詩序》云:“公既為《勸學篇》,又屬元弼編《十四經學》。先為《原道》,《述學》,《守約》三篇,以提其綱。”[11]要從曹元弼的經學思想來理解其《孝經》之學,此三篇之重要性,超過其具體的《孝經》注疏。尤其是《原道》、《守約》二篇,乃曹氏經學思想之大綱,而又總歸于《孝經》之內。

  

   曹元弼《周易鄭氏注箋釋》詳述《孝經學》之作曰:“文襄師以世道衰微,人心陷溺,邪說橫行,敗綱斁倫,作《勸學篇》以拯世心,內有《守約》一章,立治經提要鉤元之法,約以明例、要旨、圖表、會通、解紛、闕疑、流別七目,冀事少功多,人人有經義數千條在心,則終身可無離經叛道之患,屬元弼依類撰集《十四經學》。”[12]張之洞之教育或曰教化思想,最為精粹者在于以經學為學科之一門,使天下學子先知經之大綱精神,后由約而博。而其所從事者,則前有《勸學篇》之論述,后有癸卯學制之設置。在《勸學篇·守約》中,張之洞為了使經學教育能夠切用于世道人心,提出編輯經學讀本的七種體式:

  

   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

  

   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

  

   一、要指。謂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經少則數十事,多則百馀事。

  

   一、圖表。

  

   一、會通。謂本經與群經貫通之義。

  

   一、解紛。謂先儒異義、各有依據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

  

   一、闕疑。謂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

  

   一、流別。謂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13]

  

   觀此七法,其旨不在深研經學,發明大義,而在提綱挈領,入乎人心,正像曹元弼所理解的,用此七法編成一經之學,教于學堂,使學生“人人有經義數千條在心,則終身可無離經叛道之患”。張之洞自己并無經學著作,而其經學思想之大綱,大體可見之于曹元弼。他不但援聘曹元弼為兩湖書院經學總教,而且囑咐曹氏以《守約》所述編輯經學教科書七法,作《十四經學》。曹元弼也極其重視張之洞所托,遂于西元1899年,三十三歲之年,辭兩湖書院講席,杜門著書。至西元1907年,曹氏寫成《周易學》、《禮經學》、《孝經學》三書呈張之洞。

  

   (四)《孝經鄭氏注箋釋》。

  

   自辛亥鼎革之后,曹元弼不問世事,閉門著述,其《周易鄭氏注箋釋》、《尚書鄭氏注箋釋》、《大學通義》、《中庸通義》,皆成于此時。而他于1935年寫成的《孝經鄭氏注箋釋》三卷并《孝經校釋》一卷,也成為曹氏《孝經》學的代表作。

  

   與《孝經學》的略釋大義不同,《孝經鄭氏注箋釋》極盡精詳。在曹氏之前,為《孝經鄭注》作疏者,已有皮錫瑞《孝經鄭注疏》一書,皮氏以鄭玄注《孝經》在早年從今文之時,故多以今文禮制疏解鄭注。入民國之后,成都龔向農曾輯佚鄭注,欲為之疏,及見皮疏之后,乃自毀其稿。曹元弼之所以覺得皮疏既成,仍然有必要再作新疏,大概有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是在對鄭注的輯佚選擇上,皮疏以為,“嚴鐵橋四錄堂本最為完善。錫瑞從葉煥彬吏部假得手鈔四錄堂本,博考群籍,信其確是鄭君之注,乃竭愚鈍,據以作疏。”[14]嚴可均輯本之所以較為全備,在于采信日本回傳的《群書治要》,而曹元弼不信此書。第二是在疏的內容上,皮疏云“鄭所據《孝經》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后注《禮》箋《詩》,參用古文。”[15]而曹元弼學從鄭君,并不強分今古文,而且,他要極力解釋《孝經》之所以為六藝之根源,因此,曹氏不滿于皮疏,觀《孝經鄭氏注箋釋》,其引用皮疏也極少。

  

   《孝經鄭氏注箋釋》之體例頗為特別。蓋刊落《治要》所存鄭注,邢疏、《釋文》所錄,不過鄭注全軼之一半前后。是故曹氏先列經文,其后考注,再為箋釋。而其考注,則有時而錄鄭注他經之文以補全之。例如,《開宗明義章》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曹氏錄注并考證補充之文如下:

  

   禹,三王最先者。《釋文》。案:語未竟。圣人百世同道。六字取《中庸》注義補。凡鄭注殘句,今深求其意,補綴成文,使初學可以屬讀。恐與原文相混,既于當句下明言幾字補,又狹小其字,加兩線旁,以嚴區別。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釋文》。[16]

  

   《釋文》原文惟存“禹,三王最先者”,“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而曹氏據鄭玄注《中庸》之文,加“圣人百世同道”六字。曹氏這種“補注”方式,使其箋釋《孝經》經文之自由度更大。即以引文而論,鄭注以先王為“禹”,以鄭之意,禹以前之堯舜時代,與禹以后之夏商周三代,本為“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轉變,惟家天下,方有孝治問題,方能郊祀始祖,非配以有德。但是曹元弼加上“圣人百世同道”六字之后,鄭注此意無形中消失了,而曹元弼也因此避免了“公天下”的條件下、禪讓制度之中的君臣大義如何表述的問題。

  

   (五)《孝經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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