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評錢茂偉教授著《國家、科舉與社會》之得失

——兼論學術書評的追求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07 次 更新時間:2019-09-28 16:34:00

進入專題: 明代科舉   書評  

沈登苗  

  

  

   竊以為,一篇比較成功的學術書評,至少要達到兩個水準:一是能基本上反映是書在該學科或某一方面的學術地位,另是要基本上反映撰書評者在該學科或某一方面的思想認知,從而有助于該學科或某一方面的進展。若按此衡量,當今中國涌現的學術書評絕大多數是不盡人意的。這并不是說我們適合寫這種書評的人不多,而是客觀現實往往導致有這種追求的學者卻步。在當今學界,寫書評意味著說好話、做好人。若多討論點問題,就屬“不仁不義”的另類了;實話實說,有可能惹上官司。書評界上演著“劣幣驅逐良幣”的戲劇。

  

   但當我們丟掉了有思考、有立場的書評的權利的同時,也等于放棄了學術評估之核心——同行評估之最重要之一部分。因此,當前我們無奈接受的量化考核,并不能完全怪體制,而是學者乖乖地把本屬于自己的東西拱手交給了“局外人”,甚至可以說,是同行評估的不作為,行政部門才收留了“殘局”。書評并非小事,嚴肅的學術書評有否?多少?影響著中國學術的升降。而書評本身,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學科的水準,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學風。

  

   我心目中的書評,是既不溢美,也非棒殺之作;不但要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績,更要實事求是地討論存在的問題。與時下“九牛(表揚)一毛(批評)式”的書評不同,我追求的書評的表現形式是:贊許的東西點到為止,用多數篇幅討論存在的問題,這不僅避免了重復,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知識與學問,使具體的學術在商榷、爭鳴中升華。

  

   寧波大學錢茂偉教授,在復旦大學做博士后時期完成的《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圖書館,2004,以下簡稱“錢著”,該書引言,僅標頁數),是一部近幾年我所見到的關于明代科舉研究的比較重要的專著。作者通過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眾多個案的論證上超越了前人;史料的蒐集基本上達到了這個時代可以達到的水平,為我們研究明代科舉制度建筑了新的平臺。然遺憾的是,受制于時間,有些問題,作者缺乏更細膩的描述或更深入的探討。

  

  

   明代科舉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研究領域,欲在此取得點滴成績也非易事。可錢教授憑借其在明代文獻學等方面的扎實功底,利用一般人難以觸摸的明代《登科錄》等資料,一鼓作氣,把諸如明代科舉的錄取率、新科進土的實習與授職、明代科舉制度下的社會流動、明代戶籍與功名的關系、科舉競爭的區域平衡和區域失衡、科舉與學術的人文走向、明代科舉名錄的編纂等比較成熟的子題都向前推進了一步。如在吳宣德等人的基礎上,通過明代全國各省不同時期的100多份《鄉試錄》的分析,明確提出在參試生員嚴格控制的前提下,明代鄉試全國平均錄取率也僅在4%左右的判斷。作者又參照明代大多數科年會試應試數與中式者之比,得出了會試錄取率在10%左右的結論。這有助于我們了解明代科舉競爭的激烈,使讀者自然聯想到“進士作為明代社會的精英,達到了精而又精的程度”(第111頁)。

  

   再如,在探討明代科舉的社會流動時,作者取樣的對象超過了何炳棣,且所取科年涵蓋有明一代,這使他的“明代進士家庭成份統計”比何氏更為廣泛,其“平民之家與功名之家,比例一直在一半左右”(第141頁)的結論,進一步支撐了“流動派”關于科舉確實促進了明代社會垂直流動的理論。[1]

  

   又再如,通過嘉靖二十六年等五個科年進士觀政(實習)的討論,對前人認為的明代觀政進士“實行范圍不廣”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為人們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作為科舉和明代人物研究的同好,我的興奮點,更集中在錢著附錄所提供的各種表格上。例如,附錄“表6-1明代進士戶籍來源分類”(第308-310頁),采用了按科年統計的方法,這比何炳棣的分階段討論更能反映明代進士戶籍構成的變化。[2] 如該表揭示:洪武四年的進士來自儒籍家庭的有64人,竟超過該屆進士總和120人的一半。這一比較重要的發現,已成為我們重新審視明初進士家庭背景——大都是宋元士大夫后裔之突破口。[3] 同時也為臺灣蕭啟慶提出的,元代儒戶制度對于南宋士大夫家學家風的延續,乃至傳統文化不至于在元代斷裂的作用與地位,[4] 提供了新的證明。而該表反映的“儒戶”在明代科舉角逐中由盛而衰的過程,本身就是科舉制度的確具有新陳代謝功能的生動寫照。

  

   同時,錢著還對明代進士的工作時間、新科進士的婚姻狀況、貢士未經廷式現象、《登科錄》對增補明人履歷資料的作用等前人沒有注意,或不太重視的內容都作了專門的研究。如一般認為,金榜題名意味著出人頭地,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可錢著通過景泰五年、嘉靖三十五年、萬歷三十八年等科年的抽樣統計,發現有近三分之一的進士并不能如愿。其原因,是未授官職或入仕時間不長就去世所致。作者為之感慨:“如此短的仕途生涯,對國家、對個人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損失”(第134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要取得以上任何一項成績,都是靠坐“冷凳板”得來的。我在錢著中看到最多的,是博士忘我勞動的情景和在前沿“坑道”跌打滾爬的身影。這在物欲橫流,文風、學風日下的今天,更彰顯出高貴。

  

  

   錢著除導論,全書共十章,其中前二章是講國家學說,以下八章是考證。盡管后者的內容約占到了大作的四分之三,但從實際看來,史料整理后,作者的宏愿己不滿足于實證,更多地把志趣與重心轉移到方法與視角的創新上,即構建“國家-科舉與社會”的理論體系。作者在國家學說方面的毅然投入和強化訓練,固然“開劈了從‘國家-社會’視野觀照科舉現象的研究途徑”(第341頁)。但辯證的是,作者對具體史料分析上的興趣淡化,自然影響到內容探索的深度。

  

   (一)  重點章節不夠突出

  

   錢著一氣呵成,謀篇布局老到。但從導論對“結構安排”的謀畫,到通篇用力的分布,各章鋪陳似乎有平均化的傾向,給人以求整體勻稱,無意重點突出之感。

  

   作者所用的主要材料是“國內稀見”(樊樹志語)的明代《登科錄》。由此入手,作者理當對前期頗費力氣、知識增量也較可觀的第五章——明代科舉制度下的社會流動和第六章——明代戶籍與科舉的關系重墨潑繪。但此兩塊沒有得到作者更多的“關照”。尤其不解的是,第五章僅用了16頁的篇幅,反成了全書最薄弱的部分,且討論的問題與方法也過于從簡(詳后)。第六章的分析,也不夠突出(詳后)。

  

   (二)  重要個案缺少展開

  

   錢著各章內部安排與總體結構相似,走的也是見好就收的思路。如第九章——明代科舉名錄編纂述論,對唐至清各代的科舉名錄的編纂與流傳都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甚至對宋、明《登科錄》文獻使用的家庭長輩存亡稱呼之冷僻的名詞,也做了比較清楚的交待,這不僅豐富了科舉知識,對人們了解古人稱謂也不無益處。但作者對今人使用最廣、也是研究明代進士最重要的工具書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以下簡稱《索引》)之前身——刊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李周望的《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的纂修過程,和存世情況的述論過略。其中,“此書純粹根據國子監所存進士題名石碑編纂而成”(第235頁)之論斷,尚可商榷。因為,據吳宣德考證,當年“李周望不可能完全按照碑上的題名來編輯《碑錄》”,至少還參用了《登科錄》。[5]

  

   再如,前面提及的“儒籍進士”及其時間分布,實是史料挖掘上的一個“亮點”, 但作者沒有把其“廣大”。又再如,崇禎四年及以后,除民籍外的其他戶籍進士幾乎都集體“蒸發”。這是人口政策之變故還是其它原因?若是前者,就為明后期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和白銀貨幣化等帶來的戶籍政策的松動,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恐怕問題并非如此簡單。遺憾的是,類似這樣只有靠大量的動態統計才能反映出來的特殊的、敏感的、很有價值的數據和其他一些呈規律性的東西,也就是全書史料整理的精華部分,并沒有引起作者特別的關注,既乏對讀者之點撥,也鮮有提出來討論或存疑。換言之,缺少把自己汗水浸透的史料凝聚成進一步的思考,這是筆者為這個結識多年的師友所深深惋惜的。

  

   (三)  修正他人觀點不夠全面

  

   不滿足現狀,積極修正前人的成果,是錢著的又一優點。但短期內全面出擊,若干地方的求索就難免顧此失彼。

  

   例如,錢著在分析何炳棣關于明代不同階段平民出身的進士比例變化時指出:“何炳棣說萬歷三十八年以后,降到28.5%,此說是沒有依據的”。但文章沒有說明何氏此論的具體出處,使讀者難以了解何氏本意。我們從何炳棣的《中華帝國成功的階梯——明清社會史》“表9明清進士的社會成份”中的明代部分的最后一個科年——萬歷三十八年獲悉,三代無功名者占26.5%,三代有生員功名者占17.4%,平民出身的合計占43.9%。[6]那“沒有依據的”到底是誰呢?雖然,錢著接著說明“本文所用‘平民之家’包括生員及真正的百姓” (第141頁) ,意思是他與何氏采用的是不同的統計標準。既然如此,怎可以把自已的理解強加在他人身上,隨后又去指責他人呢?除非你用事實與邏輯來論證何氏的劃分是不科學的。

  

  

   讀罷錢著,且喜且憾。

  

   在當今書林,盡管錢著已屬上乘之作,但作為國內一流大學博士后流動站通過的優秀博士后報告,用自己的母語撰寫的、研究本國歷史的博士后論文,理應以國際一流為目標,以國際準一流為恰如其分之歸宿。如果這一定位與我們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宗旨不太沖突的話,那么,我們是否有理由對錢著的要求再苛刻些?

  

   (一)  一些細節處理過于簡單

  

如表6-1中有一說明:“每科的民籍數據,據每科進士總數減去其他戶籍數總和而來,略有出入”(第310頁)。此給人以明代進士的戶籍今天都可弄清楚(缺載的科年除外)之感,處理并不完善。因為,只有把被研究的對象都搞掂了,才能把最后存下的采取排除法。但目前可提供的文獻似乎還不能支撐他這么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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