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冰島 顧燕峰:中國農村的制度變遷與非農就業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28 次 更新時間:2019-09-19 23:56:47

進入專題: 非農就業   制度變遷   離散時間風險模型   政治資本   家庭出身    

鄭冰島   顧燕峰  

   【內容提要】 基于“當代中國生活史與社會變遷”數據,本文考察農村制度變遷背景下的非農就業,發現其發展與國家政策走向關系緊密。從分配角度看,男性在農村非農勞動力市場上的優勢集中在“文革”及80年代初,而教育在各個時期都顯著提高了農民獲得非農職業的概率。家庭出身只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影響農民的非農化;基于共產黨員身份的政治篩選在非農機會稀缺的年代更為凸顯;權力的影響則在改革前后一直延續。總體來看,國家一系列平等主義政策大幅降低了非農職業的代際傳承性。

   【關鍵詞】 非農就業 制度變遷 離散時間風險模型 政治資本 家庭出身

  

   一、引言

  

   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職業的轉換,能夠提高社會總體勞動生產率,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與經濟增長的必經之途(Chenery, 1975; Lewis, 1954; Kuznets, 1966)。學者們在亞非拉國家的研究普遍發現,非農就業有助于提高農村事實勞動參與率,能有效減輕貧困,促進農村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Haggblade, Hazell & Reardon, 2010; Lanjouw & Lanjouw, 2001)。非農化也有利于改善農村的收入不平等,若政府能以有效的制度制約打破獲得非農機會的壁壘,則這種平等化效應尤甚(Canagarajah, Newman & Bhattamishra, 2001; Reardon & Taylor, 2000)。基于上述原因,關心發展中國家的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們長期關注著農村非農經濟活動的發展(Bryceson, 1996; Haggblade, Hazell & Dorosh, 2006)。

   以往關于農業國家非農化過程的研究,大多以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為出發點。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增長》一文中,劉易斯認為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的工資差異促使農民向城市工業部門流動,這種持續供給的勞動力資源是工業化、城市化以及現代經濟增長的源泉(Lewis, 1954)。在此基礎上,庫茨涅茨和錢納里的標準結構轉換理論則創造性地將結構因素納入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型,進一步將經濟發展總結為產業與勞動力結構的雙重轉型。其具體表現為,農業產值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農業勞動力向其他產業轉移,城市化率上升(Chenery, 1975; Kuznets, 1966)。標準結構轉換理論認為國民生產總值的連續增長必然導致生產和就業結構的轉變,因而非農化,乃至城市化都是經濟發展所必然經歷的自然過程。

   然而,標準結構轉換理論似乎不能夠很好地解釋中國的非農化現實,這一點已被不少學者敏銳地察覺(李成貴,2002)。圖1直觀地顯示了標準結構轉換理論與中國現實的不自洽之處: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雖然非農產值比重在波動中逐步上升,但勞動力結構的非農化遠遠滯后,而城市化進程在這一時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學者們普遍認為,這種缺乏勞動力資源再配置的中國工業化道路,是國家主導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共同導致的(Chan & Zhang, 1999; Meisner, 1999)。產值結構的變遷未能幫助中國農民實現非農化就業,這說明在解釋像中國這樣具有復雜制度背景的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時,結構轉換理論可能力有不逮。正如庫茨涅茨在其著作《現代經濟增長》中所明確承認的,由于社會和政治體制的巨大差異,標準結構轉換理論對非農化過程的總結,可能并不適合共產黨執政的國家(Kuznets, 1966:506-509 )。因此,在解釋和預測中國的非農化轉型時,除了關注結構因素之外,我們還應對社會制度因素給予足夠的重視,尤其應該關注國家干預的一系列政策變遷的重要影響。

   關于從社會制度角度考察非農化轉型,學界已經做了一些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對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以鄉鎮企業騰飛為標志的“中國奇跡”式農村工業化和農民非農化進程的實證研究,它們大多圍繞制度因素展開。例如,錢穎一及其合作者的財政聯邦制理論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財政包干制度賦予地方政府自主決策權,同時激勵以提高財政收入為目標的地方競爭,這直接導致了鄉鎮企業的大規模興起和成功(Chen & Rozelle, 1999; Oi, 1992; Qian & Roland, 1998; Walder, 1995a)。李稻葵的模糊產權理論則認為,改革之初的制度背景一方面束縛著國有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對私營經濟存在諸多限制與歧視,而那些在產權上處于灰色地帶的鄉鎮企業則十分適合計劃與市場雙軌體制并行的時代(Brandt & Li, 2003; Chang & Wang, 1994; Li, 1996; Tian, 2000)。也有學者從新中國“前30年”的重工業主導政策出發,認為這一制度背景造就了對輕工業產品旺盛的市場需求。在這種市場條件下,大量涌現的鄉鎮企業在競爭中提高了管理效率,并且其勞動密集型特征發揮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使大量農民實現非農就業(Lin, Cai & Li, 1996; Naughton, 1995; Peng, 2001)。

   學者們對鄉鎮企業的“中國奇跡”所做的解釋,無疑為非農化轉型的制度因素提供了豐富洞見。但上述理論與實證僅僅圍繞著制度演進史的某一個截面,未能從農村社會制度變遷的宏觀角度,對非農化轉型的決定因素做系統性分析。對非農化轉型的“中國模式”的大規模探索,并未回答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制度變遷如何影響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化轉型?這也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現實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絕佳的研究機會。首先,中國曾是一個典型的農業主導的發展中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業人口都占絕大部分比重,直至2011年,城鎮人口才首次超越農村人口成為主流。其次,作為對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前“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延續,國家與農村的關系在中國一度相當緊密,直至改革開放才發生改變。從土地改革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農村曾是國家政治運動的中心地帶,國家權力曾深刻滲透鄉村社會。即使是1978年的經濟改革,也是肇始于安徽農村,然后才逐步推進到全國。我們有理由相信,一系列的國家政治運動與改革過程深刻影響了農村非農經濟機會的發展及其分配。

   基于“當代中國生活史與社會變遷”數據,本文系統地考察了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制度變遷背景下的非農就業。我們發現非農就業機會的波動與國家政策方向息息相關:“大躍進”和市場化改革都見證了非農就業率的高速發展,而政治方向的收緊則意味著非農就業的低潮。從非農職業分配角度看,首先,曾經被婦女解放運動以及“統分統配”政策消弭的性別差異,在非農就業機會非常稀缺的“文革”和改革初期再度興起,而后又被農村女性廣泛參與的“民工潮”所打破。其次,教育能夠提高人力資本,因而它在各個歷史時期都顯著提高了非農轉換的概率,且其影響非常穩定。第三,不同政治資本的回報對國家政策,尤其是重大政治運動異常敏感:家庭出身僅僅在政治環境極“左”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影響農民的非農化;共產黨員身份作為一種政治篩選的信號,其影響在私有部門興起的改革時期大幅下降;父親的干部身份則一直顯著地影響非農職業的獲得,反映出再分配權力在轉型期的延續。最后,在“文革”及之后的時期,農村非農職業的總體代際傳承性大幅降低,這可能是國家一系列平等主義政策的結果。

  

   二、制度變遷背景下的非農就業

  

   本文旨在討論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制度變遷如何影響非農經濟機會的發展與分配。我們關注農民的非農化轉型,而不在非農職業內部做進一步區分。這不僅由于非農工作意味著收入的增加(Haggblade, Hazell & Reardon, 2010 ),從而農民普遍具有向非農職業轉換的沖動(Wu & Treiman, 2007),更是由于農村居民所從事的非農職業具有相當的同質性,他們大多進入制造業、建筑業或服務行業從事體力勞動,少部分人成為自雇傭者。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在非農職業內部的轉換通常并不那么重要,往往意味著單純的職業流動而非社會經濟地位的變遷。

   現有關于非農職業獲得的文獻往往關注移民務工的機制與后果。使用“滿鐵”資料,有研究表明,20世紀30年代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并非是由于土地的不足,而是被教育在非農工作中有高回報所吸引(Kung, Bai & Lee, 2011)。對1949年以來非農職業獲得的討論,則集中于改革開放后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回報及不平等待遇(Brauw & Rozelle, 2008; Meng & Zhang, 2001; Yang, 1997; Zhao, 1997, 1999a, 1999b)。本文將研究時段聚焦于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初期(1949—1996年),所討論的非農就業雖然包括外出務工,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以本地非農就業為主。①

   共產黨在解放區實行的土地改革最早始于1947年。新中國成立后,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改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至1952年冬,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農民(占農民總數的90%)無償分得7億畝耕地(占耕地總數的44%)及其他一些生產資料(Wong, 1973)。對農村家庭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意義可能在于其對階級成分的劃分。根據中央《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當時的每一位農村居民都被貼上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等標簽,這些標簽影響到他們未來數十年的生活際遇。在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小農經濟基礎上,開始于1953年的合作化逐漸確立了土地公有的農業集體化生產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土地所有制與生產生活組織方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時期農村的階級政策卻相對溫和,這體現在合作社對地主、富農的廣泛接納上(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1992:351-357)。例如在老解放區,有90%的地主、富農都被吸納為正式或候補社員,只有10%參與管制生產;新解放區的土改雖然更為激烈,但被管制生產的地主、富農僅占20%左右(馮建輝,2000)。為了盡快重振國民經濟,國家不但重視農業的恢復和發展,還強調農業與手工業、加工工業以及運輸業等的互助結合。在國家政策的影響下,1952年農村從事商品性生產的手工從業人員達到467萬,占全國手工業職工總數的63.5%(張毅,1990:8)。農村非農就業比例也從1952年的5.21%迅速增加至1956年的7.81%②(見圖2)。

1958年《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首次提出“農村工業化”,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從此人民公社開始大辦工業。1957—1958年農村非農就業比例迅速由6.65%攀升至29.02%(見圖2)。非農就業比例的急劇上升,可能因為社辦工業企業提供了大量崗位,也可能是城市工業企業快速擴張,導致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大量轉移。“大躍進”使得農村非農就業在1958年底達到頂峰,但嚴重破壞了國內經濟,在經歷三年困難時期后,非農就業率于1962年跌至2.86%(見圖2)。中央緊接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頓社辦企業,調整與恢復農業經濟。1962 年中央頒布《關于發展農村副業生產的決定》,規定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一般不辦工業。這一政策直接導致大部分農村工業企業下馬,社辦企業從1958年末的602萬個迅速下降至1965年的1.2萬個,產值僅為5.(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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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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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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