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中國共產黨執政七十年黨建經驗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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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中國共產黨   黨建經驗  

王長江 (進入專欄)  

   七十年前,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執政地位,在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經濟社會“一窮二白”的大國成了執政黨。全國范圍執政給黨的建設帶來了一系列深刻變化:一方面,黨要緊密圍繞執政這個新的重大課題,提升自身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公權在握的現實也不可避免地影響著黨的肌體,使黨的建設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執政黨和公權力的這種交互作用,是貫穿于執政后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之中的一條主線,也是黨建研究的眾多角度中一個特別重要的視角。沿著這條主線,本文就執政七十年黨的建設的理論與實踐談幾點認識。

  

   執政黨建設的邏輯與基礎

  

   由領導人民為奪取政權而奮斗的黨,轉而成為執掌政權、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黨,這是這七十年黨的建設的基本背景。對這一基本背景,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讀。譬如,可以著重放到現代化進程中去考察;可以從保持黨的先進性角度來強調;也可以從維系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角度去認識;還可以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視角來把握;等等。這些不同解讀,各有自己的道理和邏輯,都能促使我們深化對黨的建設的認識和思考。不過,從黨掌握公權力和由此產生的黨和公權力的交互作用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的研究,總體不多,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其原因大約有二。一是實踐上我們黨取得權力的方式具有特殊性,走的是一條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獨特道路,它使我們不容易從政治發展一般規律的角度去展開思考。二是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時,尚沒有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因而這一理論無法對如何執政作更詳細、更具操作性的回答,更無法對黨和國家權力如何相互作用作出描述和分析。但是無論如何,這種狀況和這個問題在今天的實踐中所占的分量是不相稱的。對一個已經長期執政七十年的黨來說,忽視和回避這個問題的理由現在都已不復存在。

   執政黨和公權力的交互作用有其客觀規律性,在相當的程度上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過去我們把這個問題看得比較簡單,似乎主要是一個認識問題,只要讓大大小小的掌權者有足夠的覺悟,就能解決。其實,這個重大的課題,既關乎認識和理念,也影響行為方式,最后更落腳到制度和體制。例如,權力對掌權者有腐蝕作用。因為公權力大于個人權利,利用公權力可以做僅利用個人權利無法做到的事情,這就使任何掌權的個人都有濫用權力的可能性。無論什么階級出身的人,也無論其覺悟有多高,這種可能性始終存在。不能僅靠個人的覺悟來防止這種濫用。這一點,已經在人類政治史上得到了充分證明。要從根本上防止權力運行失范,除了對掌權者個人保持較高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一是對公權力有足夠的約束和監督,二是把這種約束和監督定型化為制度。這些年來,我們黨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表明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十分清醒的認識。

   但是,這種認識并不是執政伊始就已經確立。相反,獲得這種認識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其間有曲折的探索,也有沉痛的經驗和教訓。大體說來,以改革為界,我們黨執政經歷了前后兩個大的階段。在前一階段,計劃經濟作為基本體制,統御并主導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后一階段,計劃經濟逐步退出歷史舞臺,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意味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權力配置方式。兩個階段依據的理念、理論和邏輯起點都不相同,黨的建設的理念、實踐取向和體制機制也因而有著完全不同的特點。

   毋庸諱言,在改革前這一階段,仿照蘇聯和蘇共老大哥的榜樣,建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是黨執政的一大特點。人們普遍把這個時期叫做“照搬照抄蘇聯模式和蘇共模式”的階段。其實這種說法不夠確切,并不能準確地描述當時體制的基本特征。可以這樣說:恰恰是多元因素,而不是單元因素,塑造了我國體制的特有形態。

   首先,我們黨一開始很有走出一條自己獨特道路的雄心壯志,其代表性理論即建國前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們黨朝著這個方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即使后來國共合作破裂,陷入內戰,內戰結束后,我們黨也沒有放棄這項探索。只是后來,確定了社會主義道路之后,我們想盡快追上蘇聯,進入社會主義,頭腦不冷靜了,才開始按蘇聯模式塑造社會,塑造黨自己。

   其次,不可否認,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峙、逼迫我們不得不“一邊倒”的局勢下,我們選擇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照搬照抄”的痕跡才越來越濃重起來。因為“一邊倒”意味著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共是共產黨的老大黨。這個老大黨又明確要求各國黨按蘇聯的模式來建設社會主義,將此作為標準來判斷各國社會主義的“成色”。在這種壓力下,合適的拿來,不合適的也不得不接受,僵化的體制得以形成。

   再次,領導革命斗爭的黨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形成的慣性,對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雖然我們黨師從蘇共,建黨之初就遵守蘇共的規范,但畢竟已經通過長期的“中國化”過程在自己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與蘇共所認為的社會主義有著非常高的契合度,但確實又土生土長、根深蒂固。

   最后,當然還包括中國幾千年政治文化的影響。我國客觀上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階段,沒有經過民主、個人自由、權利的發展。包括國民黨在內,都深受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對此,鄧小平曾經有過尖銳批判。

   在上述多元因素綜合作用之下,出現了兩種狀況:其一,從取向上講,我們想擺脫蘇聯和蘇共的影響,強調獨立自主和獨創性;其二,領導武裝斗爭的經歷和選定計劃經濟使得黨天然傾向于權力集中,因而實際上難以跳出蘇聯給定的模式。

   想擺脫而又難以擺脫蘇聯模式的困境,在后來的中蘇沖突表現得最為典型。客觀地看,斯大林逝世,資歷較淺的赫魯曉夫上臺,為我們擺脫蘇聯人的控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也是擺脫蘇聯模式的一次機遇。不幸的是,我們把分道揚鑣的切入點選在了“赫魯曉夫背叛斯大林”上。此時的赫魯曉夫正想通過反對斯大林來確立自己的權威。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站在反對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立場上。我們看到,在這里出現了一個“反作用力”,這個“反作用力”把赫魯曉夫變成了想突破斯大林模式(當然他沒有成功)的人,而我們自己則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忠實捍衛者。

   這種狀況,給我們黨的建設一個明確的塑形:它堅持計劃經濟為基石的蘇式社會主義,并服務于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統制型體制。這樣的黨的建設有兩個特別突出的特點。

   第一,雖然已經是無可置疑的唯一的執政黨,卻對權力缺乏足夠深刻的認識,完全接受了蘇共關于權力不受約束的一整套理念。列寧有一句名言:“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毋庸說,列寧講這句話有特定的背景,不可作簡單化的理解,但確實在認識上對共產黨掌握的權力“該不該約束、如何約束”產生了較大的誤導作用。對權力應該受到約束沒有明確的態度,自然談不上建立約束權力的制度。于是,對執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仍然習慣回到個人、思想上來解決。沿用的方式就是整風,駕輕就熟地發起一次又一次的運動。直到“文革”,反修防修,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沒有跳出“運動治國”的思想藩籬。對權力的約束一直處在較低的制度化水平上。

   第二,對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等式堅信不疑。計劃經濟模式要求事無巨細包攬一切,導致黨和權力混在一起,權力失去約束(這時候的權力濫用表現為特權)。在大包大攬的背景下,對于出現的問題,人們往往從“如何使權力更有效”的角度尋找解決辦法,尋求權力的加強、再加強,而很少相反,到“如何約束權力”中去找答案。這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已存在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結果我們看到,黨手中的權力集中了,但和民眾的聯系疏遠了,黨的威信下降了。在黨的權力不斷得到加強的同時,也不得不承受由于權力過分集中帶來的一系列后果,諸如官僚主義現象、家長制現象、特權現象、干部職務終身制現象、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現象等等。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迎來了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階段的目標實際上非常明確,就是解決前述階段出現的種種問題,而且首先針對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的一系列弊端,興利除弊。當然,同樣非常明確的是,改革一開始就不像人們想象的只是發展經濟那么簡單。它絕不僅僅限于經濟領域,而是觸及整個體制,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含其中。改革越是向縱深發展,越是如此。

   改革時代的特點和計劃經濟時代的特點一樣鮮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最突出弊端是權力過度集中,統得過死。其他弊端也由此而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發展緩慢,社會缺乏生機,民眾缺乏主人翁精神,原因在于利益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動力不足。改革從釋放人們的利益追求開始。利益的背后是權利。所以,改革本質上是一個權利和公權力你退我進、彼此消長的過程。我們看到,改革恰恰是從權力和計劃控制最弱的邊緣地帶發端,故被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科斯準確地稱為“邊緣革命”。從權力配置的角度講,改革開放意味著開始改變權力沒有邊界地包攬一切的狀態,從不受約束逐步進入有邊界、受約束,從無限退向有限的過程。

   這種狀況,自然對于黨的建設有新的要求,促使黨的建設的理念發生變化。在黨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開始“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并提,“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并提,就是其中最為顯著的標志之一。鄧小平的說法最為明確: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要堅持和加強,但必須改善和改進;只有不斷改善和改進,才能真正得到堅持和加強。

   黨的建設的變化自然絕不僅僅表現在理念上。改革的取舍往往與觀念的轉變、體制的轉型交織在一起,既互相促進,又互相掣肘,呈現出十分復雜的局面。與公權力的變革一樣,黨的建設自身的變革實際上也經歷著若干不同階段:先是在經濟改革壓力下被動退讓、放松管制,讓渡出一部分權力;爾后是在思想解放、觀念轉變的前提下,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進行主動探索;再后來,權力背后的利益浮出水面,在探索過程中利益越來越強地影響著權衡選擇,改革出現膠著、博弈狀態;再后來,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在“全面加強黨的領導”的要求下得到強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這樣的情況:由于長期以來黨和政府的權力彼此沒有明確的界限,下放和讓渡權力也通常與“加強還是削弱黨的領導”的命題糾纏在一起,這往往使爭辯動輒上升為政治問題,使得探索本身包含著越來越高的政治風險,事實上逐漸變成了禁區。這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一個突出特征。

   沿著黨建和公權力交互作用的主線,讓我們從黨政關系、黨內民主、基層黨建、腐敗治理四個基本方面作一下更加具體、深入的考察。

  

   黨政關系

  

   黨政關系是執政黨建設要面對的首要問題。這不僅因為它關系到掌權的方式是否科學、有效,更因為它決定著黨的自身建設的目標和行為方式。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黨政關系問題上,我們認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普遍觀點,這種觀點來自列寧。列寧強調,黨要對國家進行領導,但黨的領導是總的領導,不能代替和包辦政府的工作。“黨努力領導蘇維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蘇維埃。”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不單純是受了蘇共觀點的影響,有相當一部分認識來自黨在局部執政時的經驗。早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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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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