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學術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065 次 更新時間:2019-09-11 22:23:18

進入專題: 西南聯大   學術自由  

何兆武 (進入專欄)  

  

一、自由散漫的作風


   我在北京上師大附中的時候,每一年開學教務主任都有一篇成績報告,說我們今年暑假畢業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學,多少人考上了清華大學,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雖然我們是師大附中的,但他連多少人考上師大都不報,大概當時人們心目中就認為這三個學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腦子里邊也總以為,將來我要上大學就應該上這三個學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一來就感覺到昆明的天氣美極了,真是碧空如洗,連北京都很少看見那么好的藍天。在貴州,整天下雨沒個完,幾乎看不到晴天,云南雖然也下雨,可是雨過天晴,太陽出來非常漂亮,帶著心情也美好極了。而且云南不像貴州窮山惡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無際的平原,看著就讓人開朗。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環境不同了。聯大三個學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于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地區,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勢力的保護,保持了原有的作風,個人行為絕對自由。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起晚睡沒人管,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種作風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鄒承魯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我看過一篇記者的訪談,記者問:“為什么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干什么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么、聽什么、怎么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候什么樣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個系的各級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也是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辯論,有時候也很激烈,可是辯論完了,大家關系依然很好。

  

   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的氣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范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聯大的關系非常密切,我的兩個姐姐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妹妹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這個學校的,我老伴也是這個學校的,所以這個學校跟我的關系算是非常密切。兩個姐姐一個念化學,一個念經濟,妹妹念中文,后來在人民大學自殺了,現在只有一個姐姐在美國(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國去世)。我自己從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這正是一個人成熟的時期。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高中統考填志愿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你考什么專業?”他說:“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像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讀理工科。”因為那時候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說來也挺有意思,中學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么專業,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筑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筑,我覺著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學建筑。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公共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這兩門是最重要的,還有投影幾何、制圖課。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興趣全不在這些,于是決定改行,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了一些文科知識。

  

   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我想搞文科,但不知為什么就選擇了歷史系,現在怎么也想不起來了,也許有兩個潛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時候在北京,看了好些個皇宮、園囿,從香山一直到北大、清華這一帶,都是皇家園林,這就容易使人“發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時候正值國難,小學是“九·一八”,中學是中日戰爭,剛一入大學就是二戰,對人類命運也很關心,以為學歷史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

  

   不過我對繁瑣的歷史考據一直沒有多大興趣。有些實踐的歷史學家或者專業的歷史學家,往往從一個小的地方入手考證一個小的東西,比如紅學家考證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來,真是費盡心力,到現在還沒有個結論。不過我覺得,即使有一天費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證了出來,也并不等于理解了歷史。而且,馮文潛先生教西方哲學史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讓我感覺到,真正理解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識,但不一定就意味著你理解了歷史。我想任何學問都是這樣,最后總得有人做出理論的總結,否則只能停留在純技術性的層面。當然純技術性的工作也有價值,不過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過學習歷史得出一個全面的、高度性的認識。項羽說:“書能知姓名。”戰爭時期我們關心的是人類的命運,我以為可以從歷史里找出答案,比如歷史上有些國家本來很強盛,可是后來突然衰落了,像羅馬帝國,中國的秦漢、隋唐,我希望探索歷史深處的幽微,所以就念了歷史系。

  

   有些事情說起來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調整,馮友蘭一直在北大呆了幾十年,從組織關系上說,他是北大的人,死后應該把書捐給北大,可是他卻捐給了清華。劉崇先生在臺灣去世,他的書也是捐給清華,而沒有捐給臺灣大學,這也似乎不合常規。我猜想,大概他們覺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滿意的那一段時光,還是在清華,所以愿意把書捐給清華。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質生活,尤其不等于錢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后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


二、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西南聯大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起來的一所大學——而不是三所。南開的人少、錢少、物質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兩個學校分攤,其中清華占了有多一半。三個學校基本上合成一個,而且合作得很好,抗戰后醞釀聯合政府的時候,有人就曾提出來,說:“西南聯大聯合的那么好,聯合政府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請三個學校的校長來做聯合政府的委員。”不過也有聯不好的,像西北聯大聯了一年就垮臺了,因為它原來幾個學校就是不一樣的,后來硬把它們捏在一起,矛盾鬧得非常厲害,以致無法維持。西南聯大卻是一直都聯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優越條件。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南開出身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他是清華出身的,由此可見這三個學校彼此之間血緣關系非常密切,這是一個先天的優越條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

  

   三個學校合并以后,組織了一個常務委員會,三個常務委員就是三位校長,主席是梅貽琦。張伯苓在重慶,實際上是做官了,不常來,我在昆明七年只見過他一面。他那次來向學生做了一次講話,不過張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學術性,言談話語之間還帶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滿口的天津腔。他說:“蔣夢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個表,我就給他戴著,我跟他說:‘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說:“我聽說你們學生煩悶,你有什么可煩悶的?煩悶是你糊涂。”蔣夢麟以前是教育部長,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務,對學校里邊的事情不怎么管,實際上聯大校長一直都是梅貽琦,他還兼過很長一段時期的教務長,所以我們寫呈文的時候都寫“梅兼教務長”。他的工作成績還是挺不錯的,能把三個學校都聯合起來,而且一直聯合得很好,在抗戰那么艱苦的條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確實挺有辦法。而且梅貽琦風度很好,頂有紳士派頭,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雨傘,甚至于跑緊急警報的時候,他還是很從容的樣子,同時不忘疏導學生。在那種緊急的關頭還能保持這種風度確實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為他的修養,所以能夠讓一個學校在戰爭時期平穩度過。

  

   西南聯大有五個學院,文、理、法、工,工學院主要就是清華的,其余三個學院是三個學校都有的,另外還有一個師范學院,是云南教育廳提出合辦的,比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聯大給云南培養些教師,我想聯大也不好拒絕,就合辦了一個師范學院(今云南師范大學),先調云南中學的教師來上,后來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們看來,師范學院有點像“副牌”,比如我們有歷史系,可師范學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慮到將來到中學教書,除了教歷史還得教地理,所以兩門一起學。再如他們有個“理化系”,可是我們理學院的物理系、化學系是分開的,課程的內容和他們也不一樣。

  

   西南聯大五個學院在地址上分三塊,其中,工學院在拓東路,在昆明城的東南角,文、法、理學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掛“西南聯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長辦公室以及學校的主要部門都在那里。我們住在校本部,是新蓋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實只是泥墻茅草棚的房子。

  

那時候的學生比起今天實在太少了,工學院的學生是最多的,總共不過四五百人。工學院五個系,土木、電機、機械、化工、航空,有一個航空系的同學跟我很熟,帶我去參觀,看那些風洞器、流體實驗之類,像是很先進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學院,記得普通物理課的第一個實驗是落體實驗,儀器都是國外的,物體在自由狀態下下落的時候越來越快,通過振動儀在玻璃板上劃出一條曲線,然后根據測量曲線兩點間的距離得到各種數據。實驗時需要用一塊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調的,那是學國外的規矩,因為酒精揮發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進行實驗,要用水的話還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貴得多,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有點奢侈,可見那時候做實驗一點都不含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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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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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上學記·丙:遷徙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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