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學與縱橫術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41 次 更新時間:2019-09-11 08:29:58

陳良  

修辭學與縱橫術

  

   修辭學,是西方一門古老的學科,其歷史幾乎與哲學一樣悠久。縱橫術,在中國古代也曾有過,并且盛行一時。相比之下,這兩者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之處。所謂共同點,一言以蔽之,都可稱作“言說的藝術”或“說服的藝術”。而不同之處,則說來話長,仔細體察,耐人尋味。

   西方修辭學源于古希臘,這一點毫無疑義,具體起源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學界說法不一。但可以肯定,修辭學的發端與發展與古希臘(雅典)民主政制密切相關。由于民主政制的確立,治理城邦的官員通過選舉產生,政治權力開始由公民議事會議行使,涉及公共利益的各種問題必須經過公民代表的討論作出決定。這就使得有政治抱負的公民能夠通過言說競選官職或表達意見,因此改進口才、提高說服力就成為時勢所需,修辭學便應運而生。公元前5紀中葉,不少雄辯、睿智的學者紛紛在雅典開班收徒,舉辦口才培訓,掀起一股“修辭熱”,造就一大批能說會道的公民。是故,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我們不僅看到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發表精彩絕倫的偉大演說,也能看到公民代表說出雄辯有力的長篇大論。

   縱橫術,又叫合縱連橫之術,是以口才陳述利害、游說君主的藝術。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各諸侯國相互爭斗,經過兼并重組,到戰國時期僅剩下“七雄”。這七國君主都想做大做強,甚至要吞并天下。不過,各國君主雖有雄心壯志,但也有力不從心之處,想要有所作為,必須借助他人的外腦,必須依靠得力的參謀或助手。想要充當參謀或助手角色,就得說服君主聘用你,于是便有了縱橫術。相傳縱橫術為鬼谷子所發明,而將縱橫術應用于實踐并玩得風生水起的則是他的學生蘇秦、張儀。

   修辭學誕生之后,在古希臘的中心城邦雅典迅速發展,涌現出普羅塔哥拉、高爾吉亞、伊索克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狄摩西尼、阿那克西米尼等諸多修辭大家。修辭理論、修辭實踐、修辭教育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修辭學之所以受到普遍推崇,享有極高的威望,關鍵在于它能夠改變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那些善于“以饒有興致和娓娓動聽的方式使用語言”、在政治、法律或公共生活的其他領域通過演說對公眾產生了突出影響的公民能夠在蕓蕓眾生中脫穎而出,贏得名望和地位。修辭師成了那個時代的文化英雄,其受歡迎的程度不亞于當代影視明星。

   古希臘衰落之后,古羅馬迅速崛起,雖然希臘在政治上受制于羅馬,但希臘文化在羅馬得到傳承與弘揚,修辭學更是大放異彩,邁向新的里程碑。究其原因,也主要是當時羅馬為共和國,不僅執政官、護民官、監察官等重要官職必須經過選舉產生,而且重大決策或議案也要通過元老院、公民大會表決,所以作為服務于演說的修辭學無疑大有用武之地。共和時代,一大批優秀演說家引領風騷,西塞羅的修辭理論與實踐標志著古羅馬修辭發展達到了高峰。戰功卓著的愷撒,在修辭上也很有造詣,西塞羅曾經稱贊:“愷撒的修辭優美,語調平緩,說服力強,聽他演講的每一個人,都會把愷撒當作最可以信賴的朋友。”

   進入帝國時代,修辭學并沒有淡出歷史舞臺。因為羅馬帝國是從有著根深蒂固共和傳統的核心國家演化而成的,在蛻變為帝制之后的很長時間內,在名義和形式上繼續保留著共和制的重要機構,元老院、執政官以及高度發達的法律體系依然存在并運行著。早期羅馬帝國的政治、社會、法治結構,無與倫比的綜合國力以及長期穩定的秩序,使羅馬修辭學家獲得史無前例的寬闊視野、宏大空間和自信心態,故而能在修辭領域開辟出新的境界。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為昆體良,他是繼西塞羅之后的又一高峰。

   與修辭學相同,縱橫術也能改變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比如蘇秦,本是一介寒士,最初外出游說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家,遭到兄弟嫂妹妻妾的恥笑。后來他憑借高超的縱橫術說服六國君主,成為六國宰相,并組建六國聯合陣線,擔任秘書長(從約長);一個人身兼六國宰相,試看當時天下英豪,誰能比蘇秦風光?縱橫術固然管用,但借助它參與政事并改變自身命運的人只是極少數,綜觀整個戰國時期,也不過蘇氏兄弟、張儀、陳軫幾人而已。這是因為,縱橫術適用對象為各國君主,天下只有七人能夠為它埋單,使用范圍極其狹小,這就決定了它是不能普及于大眾。從供給側看,先秦時期(乃至整個古代社會)庶民都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利,國事皆由“肉事者謀之”,庶民連話語權都沒有,豈能奢望學縱橫術?不過,隨著時局的發展變化,也有像鬼谷子之類高人感覺到有市場需求,于是向自己學生傳授縱橫術,讓他們自行推銷應用。

   秦滅六國天下歸于一統,縱橫術旋即失去市場,再沒有人鉆研它,不僅沒有發展,而且幾乎失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縱橫術逐漸邊緣化,甚至被視為洪水猛獸而加以禁錮。漢代官員選拔的主渠道是“舉孝廉”,被推舉的對象主要是精通經史的儒生,關鍵是看他是不是孝子廉吏,而不在乎他是否能言善辯。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結果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格局,個人仕途升遷取決于他的門第,與他的言說能力無關。隋唐以降,實行科舉取士制度,平民子弟可以讀書考試進入體制內任職(做官)。但是,考試的內容局限于儒家經典,所以讀書人熱衷于皓首窮經,而不必涉獵其他學問。當然,也不排除有人私下研究《鬼谷子》或縱橫術,但官方絕不容許它堂而皇之登上學子的課堂。所以,從歷史的境遇看,縱橫術只能是盛行戰國時代的權宜之術,而不可能也無法演變為一門學科。

   反觀修辭學,即使經歷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也沒有淡出歷史舞臺。哪怕是源于希伯來的基督教興起并執牛耳,修辭學也沒有被排斥,“異教徒”西塞羅仍受到普遍的崇敬,基督教會創始人之一的德爾圖良就主張基督徒應該學習修辭,他自己的修辭思想與狄摩西尼和西塞羅頗有淵源關系;基督教哲學家奧古斯丁在修辭領域頗有建樹,他認為修辭作為是一種中性技巧,應該用于捍衛真理。從文藝復興到近現代,隨著科學技術和人文藝術全面發展,修辭學則與時俱進,不斷豐富與完善。

   修辭學發端于民主政制,主要用于演說,演說具有公眾性和公開性。公眾性,不僅是指演說者面對公眾,也意味著公眾有表達權、表決權,必要時候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演說者。公開性,是指公開場合進行互動,需要演說者以口才說服人,當然也不排除以詭辯忽悠公眾,但更多時候還是要以理服人,畢竟群眾眼睛是雪亮的也是有理性的。而縱橫術起源于諸侯紛爭,主要用于游說,游說具有私人性與秘密性。私人性,就是游說者與君主之間私人對話,游說是否成功,只有君主說了算,與公眾毫無關系。秘密性,就是游說者與君主在宮廷秘密會談,不允許他人旁聽。如此游說方式,使得縱橫家偏好講利害關系,投君主所好,只要讓對方聘用即可,而不論是非原則。實際上,縱橫家只是追求個人抱負,誰聘用我,我就為誰效勞,不管對自己祖國或天下蒼生是否有利,也不考慮向后人傳授游說的經驗。因此,除了鬼谷子先生留下《捭闔策》(后人整理)著作外,蘇秦、張儀、陳軫等大腕都沒有著書立說,也許他們覺得縱橫術就是秘術不可公之于眾。種種原因,決定了縱橫術無法像修辭學那樣演變為適用于大眾教育的學科。

   修辭是關于言說的藝術,亦即口頭功夫,口頭通常斗不過拳頭,畢竟口頭是軟實力,拳頭是硬實力。然而,言說作為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方式,一旦上升到修辭層面,就會成為一種異乎尋常的力量。正如西塞羅所說:“修辭實踐在從人類文明的發端一直到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等不朽偉業中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的確,修辭實踐在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都發揮過積極作用,是維系與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因為修辭不僅能提升個體的口才與思辨能力,而且通過以理服人改變群體的觀念,從而引領社會的走向。修辭作為西方傳統人文教育的核心課程,對于人文思想的建構、文化人格的塑造和社會整體的發展功不可沒。

   而縱橫術在中國未能演化為修辭學,實在是歷史的遺憾。由于缺乏修辭教育的熏陶,致使民眾普遍缺乏思辨能力,而思辨能力不足,則不善于判斷推理,思維缺乏邏輯、缺乏理性、缺乏深度,往往陷入表面化、片面化、簡單化、情緒化的思維模式。所以,我們經常看到網上的帖子或文章,大多充斥著謾罵式的語言,漢奸、賣國賊、“民逗”、“五毛”之類帽子滿天飛,卻很少擺實事講道理。此外,很多官員在公眾場合習慣于拿稿子念,離開稿子就不會講話,這也是不懂修辭的表現。由此看來,建構和發展中國特色的修辭學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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